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三重关系 张明(南京大学)/《求索》，2017.10.28～36 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不断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局面。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自信”，从根本上标志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深度与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理解文化自信，已经成为目前学界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大“热题”，并且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思考如何综合定位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论中的理论坐标( 外部关系)，如何辩证理解文化自信内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格局( 内部关系)、如何科学理解传统文化在文化自信中的理论位置(核心关系)，构成了目前深化拓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研究的重要维度。本文拟以上述“三重关系”为切入点，以期为辩证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提供思考与启示。 辩证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需要恰当处理“三重关系”。一是恰当定位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理论坐标的外部关系，需要从近代以来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历史进程出发理解文化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阶段出发来锚定文化自信; 二是恰当处理文化自信的内部关系，不能将文化自信窄化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需要实现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融合，从历史性实践的客观物质基础出发理解文化自信的源泉问题; 三是恰当处理传统文化在文化自信中历史地位的核心关系，应当辩证区分传统文化的双元面相，不能将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自信无限扩大到传统文化的全部形态，传统优秀文化自信不是通过单纯“返本”就能实现“开新”，而需要实现与当代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才能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与升级。 国学与中国之道 李清良（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学报》，2017.5.156～162 我国现有的文、史、哲诸学科的建立，主要是基于现代西方的学科分类、基础理论、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比如在研究方法上，特别强调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摹本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除了主张分科而治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理性化，二是客观化。所谓理性化是指特别注重理性分析与逻辑论证，凡非由此得来的论断都不可承认其为真理。所谓客观化是指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并强调主体对于客体对象只可理性旁观，不可投入前见与情感。 显然，如果“国学”学科仍像现有学科一样以现代西方学术为典范，则必不可能实现其建构和彰显中国之道的目的。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主要依赖西方理论观念与概念术语研究“国学”，势必出现“失语症”、“反向格义”或“汉话胡说”等现象; 一味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国学”，也会像当年强调以“科学的头脑”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国故”一样，必因其片面的理性化倾向从根本上摧毁我国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与温情以致“格不相入”(钱穆语)，也必因其片面的客观化倾向从根本上将我国文化传统完全历史化，即将其视为已经过去而与现在完全无关的东西。我认为，与现有的文、史、哲诸学科相比，以彰显中国之道为旨归的“国学”学科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更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也更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国学术传统。这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在基本的问题意识、理论观念和概念术语层面，面向现代社会现实，着力清理、总结、继承并发展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和固有脉络，既以之研究古今学术，又据以反思西方理论与概念，并通过中西学术对话与沟通实现自我拓展和提升。简言之，“国学”学科具有一种源自本土学术传统的“眼光”(或者说理解的“前结构”)，故其关注点和关注方式不同于现有学科。第二，在研究进路与方法层面，对于“国学”的知识体系即梁启超所谓“文献的学问”，在继承传统治学方法之外，自当尽量借鉴西方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但对于“国学”的价值体系即梁启超所谓“德性的学问”，则必将自觉地弘扬并发展中国学术传统，不仅要有“温情与敬意”，还特别强调“切己体会”和“知行合一”。总之，如果说现有的文、史、哲诸学科主要是“西体中用”式的学科，那么“国学”学科则是“中体西用”式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