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化研究”(Cutural Studies)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前身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个文化研究重镇却在2002年6月被该校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了。这引起了国际学界不小的震动，震撼之余，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伯明翰学派的反思，更是对文化研究“中国问题”的无尽思量。此时，某种潜伏已久的不安终于浮出历史地表——文化研究如何面对自身的悖论？它有没有可能既获得学院体制内的生存空间，又不丧失“反学科”的理论能量？对中国的文化研究而言，它在拼贴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时候，是否制造了新的“理论马赛克”？我们如何想象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1]诚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文化研究与传统的学术体制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尽管它自身不得不附着在现存的学科体制当中，但它一直强调跨/反学科的重要性，跨/反学科实践本身甚至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就宣告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应该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也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的定义“取决于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人宣称，文化研究既非领域也非方法，因为文化包罗万象，研究它的方法也可以涵盖甚广。马克·吉布森(Mark Gibson)和亚力克·麦克霍尔(Alec McHoul)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他们指出：“文化研究并非是为了存在才成为跨学科的；跨学科性并不是它有意地分野，并不是其课程激进性自告奋勇的旗帜，至少现在不是。相反，跨学科性是产生于结构性的体制需要。其本身基础的混合成分，文学研究、社会学、自传，代表了一种形成该学科早期形式的三角形重点。”[3]用霍尔的话说，文化研究的力量就在于它是“跨学科研究的焦点”；而对于特纳而言，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源自于对既有学科的挑战”。 “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通常是为传统学科所忽视或压抑的边缘性问题，它所警惕的恰恰是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不仅改写了传统学术的中心与边缘观念，而且对传统的学科理念和学科建制构成了强烈冲击。”④这表明，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之外——人们已经无法援引现有的传统学科的范畴对其予以界定与阐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性的越界实践，其考察不再局限于某一学科的疆界作为活动半径。对于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繁荣，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两个问题：首先，文化研究的“越界”显示了巨大的活力，至少从目前来看，文化研究提供了传统学科版图无法有效处理的问题开创性方法。跨学科性正成为学术界极富吸引力的术语。跨学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进入阈限的切入点，创造了获得协同作用的途径与可能性，同时也揭开了传统学科那些独断专行的边界的可渗透性。换言之，跨学科性打破了极度的专业化，是扩展单一领域知识和思想的一种途径，提供了新的视角，创造了阐释世界的多种可能性，文化研究的活力也被大大地激发出来。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其意义在于能够有效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从而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扰乱了传统的学科界限，这一点令有些专家深感焦虑。那么，各个传统学科是否有必要向文化研究开放自己的领域呢？南帆用“文化研究式”的分析为我们指出：“这种疑虑背后显然隐藏了一种观念：学科的界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学科的设置又是依据什么？如果某些问题的存在与学科的界限无法重合，某些时候，学科的界限甚至截断了人们的视域，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坚守学科的传统边界而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呢？”[5]学科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传统学科的设置及其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学科本身的界限及其内部结构也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学科设置的缘起，历史环境，学院机制，学科与权力的关系，学科与某种知识体系的相互配合，这些均在考察之列。”[5]10显然，这些问题留给了我们意味深长的思考。但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反学科存在很大限度，它与学术体制相比力量悬殊，因此，文化研究面临重新被学科化、体制化的危险。或许，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恰恰证明了学术体制权力的强大与文化研究跨学科、反学科力量的渺小。文化研究的体制化，被视为“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就认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是一种我们应该谨防的危险，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有限但又值得的可能性而去欢迎和明确培育之物。”[6]但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则认为：“新近对学科性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政治浪漫。”[6]114他继而指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说法，暗示在文化研究进入学术生活之前，曾经有一个‘纯粹的’政治性文化研究的时刻。但这根本就不真实：文化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体制空间中的一种学术实践。”[6]114显然，文化研究自始至终都未脱离学术体制的五指山。如果文化研究脱离了体制所提供的资源，那么文化研究的这种跨学科性是否依然有效、依然有活力？王晓明在《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一文中指出：“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都在体制以内。因此，如果不进入现行的大学体制，不向这个体制借力(信息渠道、经费等)，文化研究可以说根本就开展不起来。”[7]因此，文化研究进入大学体制之中，其反学科的批判性必然大大削弱。尽管王晓明在2004年组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时候明确宣称：“文化研究并非一门如‘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专业，一个discipline，而可以说是一个approach，一种看待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方法，一种不受狭隘专业限制的开阔的视野。”[7]9但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已然在学术体制的强大磁场之中被部分规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