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了文化研究与教育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与会学者突然围绕乡村文化建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进行了争论。青年学者和新工人问题的关注者吕途导创建新的工人文化,为以北京皮村为代表的工人们创造更多的表达空间和良好生活提出了新的可能性。而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的陶东风教授批评乡村建设运动有过多的道德姿态而缺失真正的行动,尤其缺乏与强大权力机制进行正面对抗的勇气。争论立刻延展开来。乡村建设和新工人问题的青年学者,力主知识分子应该去底层劳动者那里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并且以此确立学术研究的新理性,即抛开自私自利的学术资本主义,让思想回到与当前社会阶层对立的线索中重新追问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而学院知识分子强调自身批判理性和学理反思的价值,鼓吹应该具备观察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力,并更认同让思想摆脱政治权力的操控和管制的观点。这可能是一场永远也没有止境的争论。乡村建设和新工人问题的学者们确实存在用崇高的道德感和俯身下视众生的崇高感去创造行动的价值幻觉的问题——可能,没有比行动本身更能制造幻觉;与之相应,学院派知识分子突出自身思想的社会困境,将思想的贫乏归结为权力体制的压抑,存在着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阶层差别问题简单化的趋势。而作为大会总结者的我,因为过分强调会议争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就被一位学者称之为“中右派”。 2013年11月,南开大学与上海大学联合主办了“热风学术”论坛。与会学者在论及当前城市农民工和打工者的生活困境时,使用了“知识分子的罪感”这个概念。事实上,知识脱离群众乃至脱离社会,这确实是当今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罪感”的过分强调,又有引发一种“天然政治正确”的“学术服务大众”的意识之危险。用道德冲动和理想幻觉来确立学术理性的价值,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同时,忽视关注现实的能力,又是知识分子一种可见和常见的现象。 而2015年年尾,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一场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国内知名的老中青学者参与者颇多。会议明显可以感觉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激情和带有新左派印记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冲力。“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个议题激活的论争热情,让会议呈现高潮。我做了会议的主持人。可是,两个思想派别明显不同的知名学者的“斗争”热情,已经不受我的控制。对发展神话的批判和对进步价值的强调、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追问以及民族主义会导致强大的未来还是导致混乱的辨析……种种议题,触及当前中国社会形态和思想功能的话题。 2016年12月于上海大学举办的乡村与城市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陈思和、王安忆、李陀、贺雪峰等学者和作家就“乡村消失了”还是“农民生活得更好了”等问题展开了争论,王晓明教授提出“城乡结合度”的思想,似乎可以让争论的双方都能认同。王晓明提出,应该用城市结合度来考量今天城乡的发展,应该将乡村的自然资源与城市的现代化资源相互融合,让社会全面发展。他强调要注意“城乡结合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务,而应该是长期坚守的一种“意识”或者说“理想”。 显然,在大陆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我称之为“行动与思想”的矛盾命题。无论是吕、陶的争论还是陈、王的对立,都蕴含了一个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话题:学者应该如何介入社会?有趣的是,这个问题也就天然地遮蔽了这样一种思考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和处境的思路:历史地考察中国社会文化。 这个矛盾命题的出现,要求我们用新的角度重新反思大陆近30年文化研究之途。也就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到底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走过了怎样的道路?这个道路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文化研究之内涵、功能和特性? 但是,尽管中国的文化研究逐渐从游离于学院体制的状况转化为依托体制生存,完成了从学术边缘向中心的转移,本文却无意去综述性介绍中国的文化研究的这种具体发展历程①。在我看来,当前大陆文化研究面临的核心命题,乃是从文化研究与学术政治的角度,反思大陆近30年文化研究的议题所承载的社会理想与文化愿望。事实上,早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理论,“文化研究”承担了特殊的社会政治愿望,可以促成“历史的大联合”(詹姆逊1)。任何对文化研究的研究,都不应该只是简单转述其思想,而是要探讨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之创生乃是发生于怎样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压力。 近30年大陆文化研究的概况 “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道路了。虽然至今依然有学者会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儒释道或者中西文化思维比较之类的学问,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学术意识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显学”。近年来也出现了将其学科化的呼声。②更有学者不断思考文化研究与文艺学的学科关系,似乎文化研究已经强大到了可以包容文艺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程度。③ 反思这近30年的文化研究之路也就变得非常必要。笼统地讲,近30年来,通过引入西方理论、讨论中国问题,与国际文化研究学界的积极对话,中国文化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和问题框架。这个历程可以粗略地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