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5-0123-08 一、研究背景 “网约车”又称“网络预约出租车”或者“网络租约车”，是一种运用互联网技术将私家车资源组织起来从事客运出行服务的一种互联网新经济。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新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约车迅速走入市民生活，成为互联网+新经济改变群众生活习惯的典型代表。但网约车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一些争论，产生了一些问题。为此，2016年7月，交通部等七部委联合颁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为网约车规制奠定基本框架，并授权地方城市政府依据《暂行办法》进行具体规制立法。如今《暂行办法》已经颁布一周年，各主要城市有关网约车规制细则也纷纷出台。但各地规制细则的出台并没有平息围绕网约车规制产生的诸多争论。随着各地“打车难”和“黑车泛滥”卷土重来，要求对各地网约车规制细则进行评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此，本文将以北京市网约车规制细则为例“解剖麻雀”，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期为下一步网约车规制领域的改革提出建议。 二、北京市网约车规制细则的主要内容 2016年10月8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及《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经过修改调整后，上述三份规制细则文件于2016年12月21日开始正式施行。北京市网约车规制细则的内容比较丰富，既有关于网约车车辆、人员和平台准入的相关规定，也有关于网约车行业隐私保护、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本文主要聚焦于北京市网约车规制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规制措施。 北京市网约车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规制措施主要是从车辆、人员和平台公司角度设置门槛，比如对人员而言要求网约车驾驶员必须具备北京户籍；就车辆而言要求网约车车辆轴距不小于2650毫米(含新能源车)，排气量不小于1.8升(5座三厢小客车)，还要求安装行驶记录功能的固定式车载卫星定位装置和应急报警装置；就平台公司而言则要求其与所属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签订协议的，应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 通过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北京市出台的网约车监管政策较为突出地提高了网约车准入门槛，如提出了京籍京车、排气量等具体要求，旨在实现其政策目的。那么，这些政策目的是否得到了有效实现?下面我们将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估网约车政策实现的效率和效果。 三、网约车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是规制影响评价的具体方法。[1]对规制的影响进行分析，进而不断改进规制的水平是现代理性政府的重要特征。尽管“成本收益分析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关于公共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结论充其量是近似而已”，[2]但一项“好”的规制要实现收益大于成本，也是学术界、实务界乃至一般民众的共识和常识。因此，对现有的规制举措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努力实现特定规制的“收益大于成本”，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的目标。 我国各地网约车规制细则自然也要努力实现收益大于成本。为了评估网约车规制细则的成本收益问题，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网约车规制实际情况出发，构建如下基本指标： (一)规制的成本 成本收益分析的首要指标就是规制的成本。“成本”这一概念源于经济学，“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任何东西的成本是其在替代用途中的价值”，[3]由于“任何的政府规制首先都存在一个在‘管’与‘不管’之间的选择问题”，[4]因此规制的成本可以理解为与“不规制”相比的代价。 一般来说，规制的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规制直接并注定会发生的成本，具言之包括三类：第一是形成规制的成本，又称为立法成本，比如规制制定过程中开展调研、座谈会、征求民意活动的成本；第二是执行规制的成本，又称为执法成本，比如为了执行规制细则配备执法人员和执法设备的成本；第三是服从规制的成本，是指规制对象因为服从相关规制要求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规制的间接成本是指“在相关市场产生的、由消费者或者政府承受的不在规制的直接影响范围内的成本”，[5]包括主要指规制立法者、执行者和服从者之外因为规制的存在而付出的代价。 规制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之间的区别在于，直接成本因为直接发生在规制制定者、执行者和规制对象的身上，因此较为容易察觉。而规制的间接成本往往是规制效力“反射弧”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被忽视，呈现“隐蔽成本”的特征。忽视规制的间接成本是很多看上去很好的规制实际上很糟糕的重要原因。 (二)规制的收益 规制的收益又称规制的效益、规制的产出等，是规制成本分析方法的又一重要指标。如果不拘泥于概念，规制的收益可以被通俗地理解为规制产生的有益影响，一般包括规制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经济收益主要指规制对经济方面的有益影响，如提高了企业利润、增加了居民收入、扩大了就业等；社会收益是对社会产生的有益影响，如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污染、节约能源等。规制的社会收益和经济收益之间区分不是截然的，特定经济收益往往也会对社会产生有益影响，比如网约车解决就业问题既是经济收益也是社会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