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7)06-0024-08 西方学者在研究大学治理时，一般把大学治理划分为四种模式，即学术治理模式、官僚治理模式、政治治理模式、企业化治理模式。这四种治理模式是如何演变形成的，他们在大学治理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特点，治理模式的演变是否改变了大学组织的自治性质，对于大学治理与管理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大学发展的学术逻辑、社会逻辑与市场逻辑 治理的变革首先源于大学组织发展动力与自身逻辑的变革。从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在知识进步与大学职能扩展的过程中，大学发展的逻辑由单一的学术逻辑演变为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并存再到学术逻辑、社会逻辑与市场逻辑并存的多维逻辑体系，由传统的一元制度逻辑转向多重制度逻辑，发展的驱动力与主体发生着深刻改变，由此改变了大学的面貌，也改变着大学的治理体系。 19世纪末期的“第一次学术革命”使得研究成为大学的合法职能。到了20世纪末期，欧洲和美国的大学经历了“第二次学术革命”，学术研究和经济发展与产业、工业结合在了一起，科学研究的市场逻辑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大学的经济发展使命日益增强。美国学者皮拉尔·门多萨(Pilar Mendoza)和约瑟夫·B.伯杰(Joseph B.Berger)提出了大学组织文化的多重组织逻辑体系，其中学术逻辑包括组织文化的制度实践和符号构建，社会逻辑是指社会对于大学的期望，如大众化教育和知识的保持与发展等。这两种逻辑较早地存在于大学的内部，而市场逻辑反映了大学对社会经济增长、熟练劳动力的培训、商业应用的研究等方面的贡献，体现了市场力量对于大学学术的影响。[1] 1.从知识生产主体来看，在学术逻辑的主导下，知识生产的主体是学者与教师，他们基于学术兴趣、爱好与对于知识的纯粹目的，来探索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知识；到了社会逻辑阶段，大学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与实验室，增加了大量专业科研人员，研究生教育迅猛发展，也成了知识生产的一部分，由此，知识生产主体在学者、教师的基础上增加了专职科研人员与研究生；到了产业逻辑阶段，企业、商业机构参与到大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来，知识主体在教师、专职科研人员、研究生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人员与社会有关人员。 2.从知识生产的价值来看，在学术逻辑主导下，知识本身即是目的，此外无其他目的与价值所求，探索与传授知识是学者所具有的追求知识本身的热情、好奇心与对自然界及社会的无私关怀。在社会逻辑下，知识生产除了知识本身的价值之外，还要为社会和国家服务，政府开始为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提供资助与支持，知识生产与传播具有公共性、公开性与普遍性。公共性即公共物品的知识体制，政府提供资助，知识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公开性是指知识的非保密性特征，普遍性是指公共性、公开性的知识可以跨越边界自由流动。而到了市场逻辑阶段，知识生产开始强调商业性、保密性与功利性，大学的某些知识生产会受到企业赞助或出于某种特殊目的和需求而从事生产与传播，某些知识的生产不再具有普遍的公共性，而具有商业性与保密性，知识不再自由流动而是为某些机构提供服务，知识生产的功利性进一步强化。 3.从知识生产的优先排序来看，学术逻辑主导下的知识生产主体是学者对于基础理论与科学的自由探索，也包括人文知识；社会逻辑主导下的知识生产依然是基础知识、应用科学、技术知识，知识的生产与转化是分工进行的。大学知识是独立生产的，学术知识经过科研机构转化为企业的应用性知识，大学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为企业和社会机构所采用，但其知识生产过程依然是独立的，很少或者不受政府或商业机构的影响，学术的自主性与知识的应用性相分离。而到了市场逻辑阶段，知识生产的排序变化为技术知识、应用科学、基础科学，学术知识变为具有内在的商业可能性，不再区分科学研究与商业活动，知识的价值在于能带来知识经济的高技术产品，创新知识与创造高技术产品通过全球市场的流通带来利益。 4.从知识的塑造者来看，学术逻辑主导下的知识生产是受学者与学术驱动，是学者基于学术兴趣而引发的知识生产活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认为，无私性是科学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无私性是指学者所具有的学术的热情、好奇心、对于人类和自然界的无私关怀及其他特殊的动机。[2]也就是说，学术的无私性期望科学知识自由传播，研究人员以同行的认可为回报，不求其他形式的回报。到了社会逻辑主导阶段，知识生产受社会需求的驱动，在政府与社会资助下，学者、教师把社会需求与学术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以基础科学的学术研究为理论支撑，然后转化为相关社会应用技术与成果。在社会逻辑发展阶段，虽然强调学术与知识服务和回报社会，但是学术与基础研究依旧是独立的。二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主导者范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认可学术服务社会，但是他同时认为，基础研究不应该考虑应用的目标，卓越科学的必要条件就是学术独立，研究不应该受到政府或者商业的影响，保持对政府或市场的独立性是卓越科学所必须的条件，他提出了“科学推动创新”的线性模式，即从基础研究出发，导致应用研究，再到技术发展和最后的创新，这种知识创新过程被称为“布什模式”[3]。他强调了知识的公共物品体制，即知识的发展能够带来公共利益。市场逻辑下的知识生产更多地受市场与产业的驱动，知识生产者可以从知识产权政策中获得收益，但知识产权政策妨碍了科学的公共性和知识的自由流动，使得科研人员可以从他们的科研活动与知识生产中获取个人利益或受到奖励，使得社会逻辑下的公共物品知识体制受到动摇。如果说在学术逻辑的主导下，知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同行认可，那么在市场逻辑下，知识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获得外在利益。市场化的知识体制推动了从“布什模式”向创业模式的转变。如果说在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下，主导知识生产的是公共物品知识体制，学术和研究关注发现新知识、关注基础科学问题、推进知识创新，那么其奖励机制是同行认可和服务公共利益。到了市场逻辑下，知识创新的价值在于其经济回报和市场转化，知识被当作一种商品而不是自由传播的物品。[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