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7)05-0098-08 一、研究的新路径：超越指标法与要素分析 “双一流”政策的启动引发学界对世界一流大学议题的又一轮聚焦。目前，学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有两种基本路径：第一种路径是指标分析，包括两类，一类是提炼世界一流大学的构成要素或共同特质，从而形成若干评价指标；另一类是对这些指标进行量化，有的则进一步形成排行榜，认为达到这些量化指标，或进入排行榜前一百名，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抑或通过排行榜指标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大学进行比较，考察后者在哪些要素上处于劣势。而这种对比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世界一流大学进行个案分析，从而提取出有利于效仿与借鉴的因素；另一种是部分国内大学选定以世界某一所或多所一流大学为榜样，分析其发展过程与特质，使其作为自身跟踪发展的标杆。第二种路径是要素分析，是就世界一流大学某个构成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如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全球化与国际化等。 指标法与要素分析是一种构成论的分析范式，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把世界一流大学处理为若干关键元素的叠加，或提炼为若干标准和数字，并认为一流大学的共同点是具备了这些构成要素，这种分析路径实际上是勾勒或深描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但并没有提供机制性的解释：一是它没有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进行机制分析；二是它无法解释世界一流大学创生中存在的群聚现象和类型化特征，即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某个历史时段群聚式出现的，并在组织特征上高度相似；三是世界一流大学在组织类型上存在的重大差异，是指标无法呈现的。其次，指标法与要素分析便于后发国家的大学进行模仿与跟踪，但却很难超越目标。总之，世界一流大学不应停留在指标和要素分析，更应分析能够有效联合与协调这些要素使之成为有机整体的机制是什么。 根据伯顿·克拉克的观点，学术知识是大学组织的基本材料。因此，有必要聚焦于组织与知识的互动，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机制进行解释。德国与美国所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学崛起的三次浪潮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这三次浪潮中组织创新的先行者，即柏林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比较研究中的“求同法”，即提炼导致不同案例之间产生相同结果的关键性机制。① 二、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设是：通过组织创新来处理学术知识的重大演变，是世界一流大学生成的基本机制。这一假设包含以下四个基本命题： 命题1：学术知识是高等教育活动得以组织起来的基本材料，且处在不断演变之中。知识的专门化与综合化、基础性与应用性两组主要矛盾贯穿于大学的学术知识演变中。 命题2：专门化知识与综合化知识、基础性知识与应用性知识，不同的知识体系对应不同的组织正式结构和制度逻辑，大学需要在组织层面处理这些不同的结构与逻辑。 命题3：能够通过主动的组织创新来适应和推动学术知识的演变，是世界一流大学生成的重要机制。新一波世界一流大学是在与前次不同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主张中崛起的，在组织类型上存在重大差异。也因此，每次学术知识发生重大变革之时，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创生的契机。 命题4：卓越的组织创新会演化为高等教育组织场域中的制度逻辑，获得高度认可，并迅速扩散与被模仿，一流大学群聚式诞生，并呈现出类型化特征，形成了国家精英大学组织体系。 三、浪潮之巅：世界一流大学的组织创新 1.单层线性结构与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产生于大学的知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即从综合性的古典学术演变为专门化的现代学术。成立初期的柏林大学虽然被称为新型大学，但仍以古典学术为主体，它在哲学院中被称为“wissenschaft”，包括语言学—历史学和数学—物理学两大文理知识体系。文德尔班指出“wissenschaft”相当于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②，也就是说，由于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统一性，所有知识分支最终都需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古典学术天然具有综合性，且它天然排斥专门化的现代学术知识。哲学院本是由中世纪大学的艺学院改称而来，它囊括一切知识，适合于学生学习古典学术来进行心智训练的组织。哲学院的讲座与习明纳，围绕知识分支建立，由导师带领几个学生，形成一个个小而精、师徒式的古典精英教育机构。③ 洪堡和费希特等大学改革的先行者实际并不倡导专门化的现代学术，他们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确立了哲学院古典学术的基础研究功能，只有通过钻研与创新才能获得“修养”(bildung)，这是对学院教育的重大突破：在传统的牛津剑桥的学院中，古典学术知识是以灌输而非自主探究的方式注入学生的心智，从而使学生达到绅士修养的标准。④改革使原先作为低级学院的哲学院的地位超越了三个专业学院，成为大学核心组织。 而柏林大学迈入现代研究型大学的重大变革始于19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被李比希和米勒等自然科学家引入大学，引发古典学术的综合化与现代学术的专门化之间的对抗。在知识层面，现代科学家经过与古典学者的大论战，确立了现代学术在哲学院中的合法地位。⑤而在组织层面，专门化的现代学术建立了与之匹配的研究组织即研究所，这些组织以“旧瓶装新酒”的形态依附于传统的讲座制，后者虽然是以古典学术为基础创设，但极具张力与弹性：由于一个学科只能有一个教授，为了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获得教授职位，青年科学家们不得不努力开辟新领域，新学科不断从旧学科中分化出来，促进了学术知识的专门化与创新，旧结构在新环境下反而容纳甚至成就了现代学术知识及其组织的增长。⑥然而，从长期来看，“学院本来就不是为促进科学研究而设计的组织模式，知识的增长和相应的学科发展，与心智规训并不相同，它不是学院的框架所能容纳的”⑦，因而哲学院难以承受这种学术组织分化与专门化的力量。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各大学纷纷取消了哲学院。⑧承袭于中世纪巴黎大学的“艺学院+专业学院”的双层结构走向瓦解，柏林大学等研究型大学最终形成了以多个松散联结的专门化组织为主体的“单层线性结构”，这一结构是适应与推动现代学术研究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