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育是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从个人、社会到国家的位育，是历代思想家们的核心关怀。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里历代皇家赐予的多块匾额中就有一块上书“中和位育”四个大字（费孝通，2013：242）。潘光旦则把儒家思想中的位育概念接引到中国社会学中（潘乃谷，2000）。费孝通（1994）更明确指出发掘人和人“中和位育”的经验是社会学学者应尽的责任。在过去有关潘光旦位育概念的研究中，李全生（1997）指出它至少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动态与静态的对立，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对立，传统与西方的对立；吕文浩（1998）指出从位育概念来理解潘光旦学术思想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2000）认为，位育是潘光旦全部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人己如何健全相处进行的理论思考；刘建洲（2003）阐明，潘光旦的位育论包含一种美好的重人道社会理想，它的提出在社会学理论发展上是一种创新，昭示着生物学演化论思想和传统中国文化结合的一种路数，是社会学中国化难能可贵的探索方向。但是，这些研究似乎忽视了潘光旦位育概念与儒家位育思想的联系，笔者认为，只有对儒家的位育思想及其诠释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潘光旦位育论所讨论的核心问题。 一、《中庸》位育的含义 位育现于《中庸》的首章末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1983：18）。对于该章在《中庸》全书中的位置，朱熹（1983：18）说道：“杨氏所谓一篇之提要是也。其下十一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这就是说，第一章是《中庸》全书的宗旨所在，其后章节均是对此章内容的进一步展开。而位育处在此章收尾，似乎尚可再加一句“中和位育，乃一章之提要也”，位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① 位育，可能是《中庸》最易理解而争议最少的两字。郑玄释位育为：“位，犹正也。育，生也，长也”，孔颖达疏云：“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得其养育焉。”（郑玄，2000：1662-1663）朱熹对位育的解释，亦含天地正位、万物养育之意，他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朱熹，1983：18）天地正位，即是安其所；万物养育，即是遂其生。那么，天地正位，万物养育，具体而言是何景象？《荀子·天论》解释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王先谦，1998：308-309）《荀子》此论，正可与《中庸》第二十九章互相映照：“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朱熹，1983：37）天地不正，万物不育又是何景象？在《周易·文言》中有“天玄地黄”之说（郑张欢，2006：314），意即天崩地裂的乱象；朱熹（2002：559）解释为“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则不必天翻地覆，然后为不位矣。兵乱凶荒，胎殰卵殈，则不必人消物尽，然后为不育矣”。如此而言，在《中庸》中，位育即天地实现秩序、万物得到发展之意。 二、《中庸》位育思想的内涵 在解释了位育的含义之后，我们更需要讨论《中庸》位育思想的内涵。笔者认为，《中庸》位育思想至少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位育如何可能。即何以“致中和”便能实现位育？二是位育如何实现。如果中和是实现位育的方法，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致中和”？上文说道，在《中庸》中，位育是天地实现秩序、万物得到发展之意。在对天地正位、万物养育的描述中，位育实际包含自然、社会甚至还可能包含个人的位育等问题。那么，在《中庸》看来，自然、社会甚至个人的位育如何能够通过“致中和”就实现？又如何理解《中庸》所提出的“致中和”呢？ 关于位育如何可能，即何以“致中和”便能实现天地万物的位育问题，《中庸》没有明确进行论证性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庸》文本的内在逻辑上进行理解，这个问题实际涉及位育的基本假设：合内外之道。在《中庸》看来，个人与其环境是统一的，即自然、社会与个人是统一的，由于这种统一的逻辑设定，自然及社会的位育就主要转化为个人位育的问题。何以如此说呢？《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熹，1983：17），冯友兰（2015：105）解释认为，天与性的关系与道家所言道与德的关系相同，天是万物所以生的总原理，性是各物个体所以生之原理，性乃得之于天，故在各物个体之性中，已然内含了天的普遍之性，并且，天本身还具有道德的自足性，得天地之命而生的个体亦是道德自足的。如此，天地万物之性便与吾人之性具有同源特质，那么“率性”的过程，即实现吾人之性的过程，也包含了对天地万物之性的实现。《中庸》进一步说道：“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朱熹，1983：34）《中庸》所言的“成己”，可以解释为个人位育，是“内之道”；“成物”，包含自然及社会的位育，相对于个人而言，是“外之道”；“成己成物”，就是合内外之道的过程。在《中庸》看来，真正的“成己”，必然包含了“成物”的过程，即“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这就是说，既然天地万物与吾人之性具有同源特质，得出的推论便是个人、社会及自然位育的统一。 在实践层次上，《中庸》认为个人位育具有更优先的地位。在《中庸》看来：“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下参矣。”（朱熹，1983：32）这就是说，个人尽其性，就是尽从天受命而来的性，此便是“成己”，也就是个人的位育；从天受命而来的性，是群己相通的，个人实现位育的过程，也必伴随社会的位育；同时，天地万物之性亦与吾性相通，个人实现位育的过程，还必然伴随自然的位育。通过个人、社会及自然的位育，人就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为三。可以说，《中庸》把个人置于优先社会与自然的位置上，其思想关怀的核心，正是在个人与社会、自然相统一的关系中去实现个人的位育，经此过程而实现天地万物的位育。但是，《中庸》提出只有至诚之人，才能尽其性。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天下至诚”呢？笔者认为，这就需要“致中和”的方法，通过“致中和”实现个人的位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