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在21世纪的当下，中国社会学已然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重建中逐步稳健地发展起来，学术专业性和社会影响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重新回顾和认识费孝通先生的开创性工作仍然能够给予我们以深刻的洞见和长久的指引。如何认识江村调查带来的学术价值和学术争鸣？相同或不同的学术背景，读出一样或不一样的费孝通都很自然，任何“所见略同”或“见仁见智”的解读都在情理之中。 不同于以费老为个案的人类学史“三圈”纵横深入研究（杨清媚，2010），也不同于费老学术传记的历史视角（阿古什，2010），本文主要从费老导师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的一“褒”评价和同门师兄埃德蒙·里奇（Edmund Leach）的一“贬”质疑出发，以费老第二次学术生命中的两大研究议题为主线，最后回落到费老晚年的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这些看似不相关联的跳跃性的学术解读，实则是呈现费老无论是在践行“志在富民，改造中国”还是在致力于学科发展“文化自觉”，都没有离开导师的期望和对同门们的回应，而这些也串起了费老学术生涯的特点与成就，笔者相信这样一种解读方式会加深和丰富我们对费老学术实践和思想的了解，也希望能对当下的社会学研究和发展有所启发。 一、马林诺斯基对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定位和评价 费孝通先生1936年的江村调查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学术史上的经典，对于这部经典，最早最深刻的解读莫过于费孝通先生的导师马林诺斯基。1938年费老江村调查结果出版之际，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为他写下了序言，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这里我将他导师这一评价内容大概归纳为四点： 首先是对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的高度评价。马林诺斯基在其序言开篇这样写道：“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他进一步写道：“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人民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费孝通，1999/1938：214）一个是发展里程碑，另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本土研究。面对导师如此看重与厚爱，费老起初并不完全理解。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初入门的年轻小伙子，既没有这眼光，也没有这雄心，甚至我在江村调查时也没有想到会写成一本书”（费孝通，1999/1997：186）。所以后来费老曾多次提到，他写江村调查是“无心种下的杨柳”，没想到写成了而且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后来他才理解，他的导师之所以给这么高的评价，主要是两个原因。导师马林诺斯基虽然把现代人类学者从书斋里拉进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田野”，但没有把人类学的研究从野蛮人的田野拉进文明人的社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学生，费孝通实现了他导师的宏愿，即跨越了文野之分的鸿沟。与此同时，还完成了以土生土长学者的身份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作为中国人去研究中国这样的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社会，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从对异域文化的研究、对初民社会的研究转为对于自己社会的研究、对发展社会的研究。正是因为这个本质的转向，才被马林诺斯基称之为人类学里程碑式的发展。这两点费老都做到了，因此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马氏对江村经济第二点评价实际上是对费孝通这一研究体现出的学术定位与学术责任的肯定。马氏指出“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做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财富和能量’”（费孝通，1999/1938：214-215）。的确，如果说马氏选择人类学还如他自己调侃所说，是“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那么，费老选择人类学则是要为社会为“万民造福”。早先费老从医学转到社会学，师从吴文藻等先生，再转向体质人类学，最后才师从马林诺斯基学习文化人类学。费老之前受到吴文藻先生“社会学中国化”理念的影响，强调学术的实用性，立足于“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这样一个实用社会学的学术定位和学术责任，在这一点上费老的导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费老在后来回应里奇质疑的时候也一再重复和强调了这一点。 第三点是关于方法论的评价。马林诺斯基认为虽然《江村经济》研究的是江村这一个案，但是在这个个案上，能够以小见大，反映出社会条件类似的整体的特点，所以从方法论上也给予了肯定。马氏说：“费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本来的主要题材是对湖泽地带的平原乡村生活的一次实地考察。那水道纵横的平原是数千年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抚育中国人民的地方。不言而喻，在乡村生活、农村经济、农业人口的利益和需求中找到的主要是农业文化的基础。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费孝通，1999/1938：217）当时马林诺斯基的弟子费思（Firth）提出了“微型社会学”概念，用来专指马氏所说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点。按照费思的表述，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人数较小的社区或一个较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予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从而获得对于更为广泛的地区和群体的一种了解的研究方法。（费孝通，1999/1996：24） 最后一点实际上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于费孝通学术立场的肯定和对学术研究的期待。马氏赞扬费老的著作“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未发现这种迹象”，“虽然这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文字中没有特殊的辩护或自宥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费孝通，1999/1938：219）。马氏知道学生费孝通并不是一个人在做本土研究，而是背后有一个团队，也就是国内由吴文藻先生领导的“中国学派”团队，这个团队一直在做中国社会调查。因此马氏希望看到费孝通们的愿望能够实现：“他还希望终有一日将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对这样一部综合性著作，像本书这样的专著当是第一步。费博士的书和他同行的贡献，将成为我们可能完成的精雕细琢的镶嵌品中的一件件珍品。”（费孝通，1999/1938：217-218）这是马氏的一个期待，一个对学生费孝通起步可以展开宏大研究的期待，而费老从这里开始迈步，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