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认为城市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城市建筑等环境因素和形式往往会通过独特的符号和组合方式，转化成一个地点的历史，与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交织成“场所精神”，在时间的长河中凝聚城市的特质和文脉，延续城市的历史和人文价值，形成一座城市独特的个性和魅力。感受、认知和探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显性与隐性的特质，其实就是对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因素的体味，就是对城市文脉的理解与解读。 阿瑟·格蒂斯等在《地理学与生活》一书中认为：“文化是各色人等学而知之的行为与信念。文化特质，即文化中能够显示差异的最小细节，是组成综合性文化情结的‘积木’。在空间格局中，文化特质与文化情结一同造就了人文—‘文化’—景观，勾画出文化区，并区分出文化族群。由于人类社会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开发了解决其集体需求的新方法，或者是采用了族群以外的发明，那些景观、地区和族群的特征就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文化复杂性的详情可以通过识别构成它的子系统而被简化。技术子系统由赖以谋生的实物(人工产物)与技术组成。社会子系统由控制一个文化族群的社会组织的正式与非正式机构(社会产物)组成。意识形态子系统由一种文化通过言语和信仰体系所表达的思想与信仰(精神产物)组成。”[1]作为“一种文化的脉络”，城市文脉的延续和传承既涉及城市形态、空间品质、生活方式，也涉及公共政策和城市治理。 城市文化地理学的理念 城市文化地理学可以说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涉及都市文化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等不同的学科。都市文化研究的兴起要追溯到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创立的都市社会学，列斐伏尔和福柯20世纪70年代对于空间问题和都市问题的研究，则赋予了都市文化研究深刻的哲学内涵和广阔的思想文化史视野。列斐伏尔1974年出版了巨著《空间的生产》，他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1976年福柯在《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中，同样讨论了空间的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命运，他认为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在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空间问题长期被忽略了。这次讲演后来演变成了福柯1984年发表的论文《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在这一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列斐伏尔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地理因素替代时间居于突出地位。在他的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学思想影响下，索尔提出了关于文化地理的重要论点，主张用文化景观来表达人类文化对景观的冲击。他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要素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观既有自然景观的物质基础，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作用，他还强调入文地理学是与文化景观有关的文化历史研究。受索尔影响的美国文化地理学者们被称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地理的研究除了对文化景观、区域文化的历史的探讨之外，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将空间扩散分析法应用到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形成了文化地理的瑞典学派。概括来说，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一门人文地理分支学科，也是文化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地理学问题受到了历史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地名学等地理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范畴下的一个亚分支，是研究不同地域特有的文化，以及文化渗透、转变关系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地表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空间组合及发展演化规律，以及有关文化景观、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环境的文化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旨在探讨各地区人类社会的文化定型活动，人们对景观的开发利用和影响，人类文化在改变生态环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该地区区域特性的文化继承性，也就是研究人类文化活动的空间变化。都市文化研究力图解析都市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沙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进而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她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时也是由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场所。因此，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形塑我们思想的文化观念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城市文化地理学的视角 文脉是文化的显性和隐形的表达逻辑和传递形式。凯·安德森等在《文化地理学手册》一书中，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文化与文脉问题，认为文化地理学是一种思想风格，既不固定在时间中，也不固定在空间中。然而，仍然有可能将缝制这种思想风格的特定绳索抽拔出来，那就是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及其讨论主题：“文化地理学存在五个明显的讨论主题，这五个主题并不是文化地理学仅有的或全部的主题：作为事物分布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作为含义的文化、作为行动的文化、作为权力的文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