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中的新技术 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精心构图而形成的“二维码”。上海博物馆之前举行了一个面向公众征集第101件展品设想的活动，提名的方案中，诸如互联网、移动支付、二维码等涉及新媒体内容的特别多。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第101件展品要和其他100件串联起来，形成从古代到现代、面向未来的一个序列。二维码早已进入公众生活，尤其在中国，它的频繁使用已经深入生活，重大发明创造几乎都与二维码有关，二维码带来一个新的天地，它将会成为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事物。 上海选中二维码作为本地化且能够代表人类未来的展品，还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二维码如何能够上升到象征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它就是一个工具，比如这个有着美妙外观的特殊二维码，除了本身的观赏功能，不过也就是供观众扫一下进入页面，获得此次展览和上博的基本信息而已。这也正是人们对大众媒介相当普遍的认识：作为传播工具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简言之，就是将城市实体空间用各种符号，转化为一种抽象的再现式虚拟叙事。有学者将这种两分思路称为城市研究中的“大分化”，即“将城市简化为对系统的抽象，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物理系统。遗憾的是，很少有两者结合的情况。简化绝大多数是单向度的、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方法”[1]。也就是说，城市有两个侧面，一是实体的城市，通过可感知的物理元素呈现，由街道、建筑、环境、城市肌理等构成；另一个是再现、想象的城市，由文字、声音、影像、流行文化、集体记忆支撑的城市，即大众媒介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论及传播与城市的关系，基本是从后一个层面出发的。传播对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体现为：再现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报道相关事实，传播城市文脉保护的理念；激发公众舆论关注，促进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这些方面也正是大众媒介为人熟知的社会功能：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塑造记忆与认同，等等。那么移动网络时代新媒体的传播呢？仅仅是大众媒介这些原有功能的扩展加强版吗？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否则二维码如何可能在人类两百万年的历史中成为未来的象征？本文试以上海思南公馆的城市实践为例，探讨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的新关系。 二维码：城市多重空间的重组 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存在着相当多的负面认知：在全球化抹平空间、消灭地方的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这种想法自电视的“脱域”奇技横空出世后就形成了，新媒体的崛起更刺激了此类观点各种新版本的涌现，中心思想可用一句话概括：新媒体的全球化传播终结了地理。有意思的是，一些城市地理学者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媒体研究和社会学，人们正在力图解释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场所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2]。地理学者看到了媒体与场所连接的可能，媒体可以重构地理、空间关系。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新媒体不仅仅是传统大众媒介功能的加强版，而是可以实施城市各类场所、空间的新连接，从而创造出新型社会关系。我们看到，这种理论已经转化为异彩纷呈的城市实践。 二维码在2016年底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鹅卵石墙面、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一个崭新的城市景象出现了：在展品面前，人们俯身向前，拿着手机扫描二维码，一边看展品、触摸展品，一边听着手机里的语音介绍，就这样以手机为引导，游走于思南公馆。与国外相比，中国露天博物馆的历史相当短暂，但这个二维码挂在梧桐树上的奇特景观，也是尚不多见的。二维码敞开的是一个虚拟空间：实物展品的相关照片、文字，还有语音讲述作为背景。媒体这样描绘游览者的感受：董小姐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泡在思南公馆里，找遍每个角落，听遍每一个故事，“以前觉得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就算真的对个别建筑起了好奇心，其实也不知道去问谁。但现在的博物馆模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了解、解读过去的机会”。非常明显，对于观者来说，实体空间与新媒体的虚拟空间是有很大不同的，正是数字媒体的多媒体特征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创造一个新型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地理空间、叙事空间、声音空间、影像空间、信息空间、意义空间等各种类型的空间并置，实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拼贴与组合。城市文脉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得以另类方式的延续、伸展。所谓另类，是因为新媒体通过符号拼贴、时空重组，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南公馆”，一个鲍德里亚拟仿意义上的城市幻象，上帝之眼的“假器观看”成为普通大众的视觉感知。[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