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讨论城市更新中的“城脉”与“文脉”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探讨城市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之道，而是要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发展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揭示影响当前中国城市快速更新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内在张力，从而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城市更新的现状、趋势及其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 城市更新中的“二律背反” “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是伴随城市化的升级，针对现代城市问题，制定相应的城市政策，并加以系统地实施和管理的一个城市改造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感到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城市衰退不仅源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结构性影响，而且也源于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一时期城市开发战略转向更加务实的内涵式城市更新政策，力求根本解决内城衰退问题，更加强调地方层次和历史文化传承的问题。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提出了“城市更新”的理念和计划，其主要目标就是要更新邻里社区，强调城市内部的社区发展和公众参与，寻求城市人口与就业的平衡，以便在城市硬软件环境方面都有新的改进。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定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和高速转型的时期，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文化中心，担负着生产流通、资源配置、信息传递等多种功能，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迅速成为国家经济的“增长机器”，正日益催生出中国“城市奇迹”的出现。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城市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化率从17.8%跃进为57.35%，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几乎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从农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社会的不满情绪普遍增加，社会与文化危机事件接连而起，并呈现出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严后果的态势，其表现形态之一就是城市原有的整体性形态和历史文化特征正在被各种二元的力量所撕裂，中国城市更新所表现出的非均衡性基础上的快速发展成为其典型特征。就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antinomies)”现象一样——在相互联系的两种力量的运动规律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互排斥的现象。中国城市更新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二元的运动力量，其相互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相背相反的“二律背反”特征。 以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现代性成长为例，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之间处处充满着各种不平衡的张力。犹如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一样，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也一直充斥着各种难以厘清的问题甚至矛盾和张力。在城市里，人们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有自律、理性和发展空间，但也有更多的生存压力，人们又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在城市里，人们获得了独处的机会，但却必须同时承受孤独与冷漠；在城市里，人们有了现代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几乎都是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的，经济关系虽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但同时会变得更加无情和冷酷。当初，那些为了摆脱传统乡村“束缚”而到城市中寻找“自由”的人们，如今他们却必须学会适应这个“陌生”和“无奈”的社会。因此，现代城市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城市更新的节奏越快，各种“二律背反”现象可能越突出。作为表征人类联系的某种具体形式，城市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关联性，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世界的交汇地，也是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演绎场所与流动的空间。可以说，现代城市到处都充满着魅力、迷惑甚至矛盾等二律背反的现象，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和兴趣。 这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奇迹与社会文化危机并存的独特现象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城市更新，还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文化体验产生巨大的挑战。对此，我们不仅必须时刻保持自身对城市社会与文化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而且还应当始终培养一种实践品格，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直面中国城市社会的重大公共议题，参与公共辩论，强化公共意识，增进公共理性。 城市更新对居民日常生活结构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开发理念发生了五次明显的变革，最终促进了城市更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五次变革大体是：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重建(urban reconstruction)、60年代的城市振兴(urban revitalization)、70年代早期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80年代的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和90年代的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与六七十年代早期的城市更新不同的是，八九十年代以后的城市更新不再完全关注于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周边环境或出行、购物、娱乐及其他物质层面的生活设施和环境需求情况，而是逐步转向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与经济复兴，以及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和人的精神层面的重建。因此，城市更新也由此逐步转向了城市再开放和城市再生，城市更新的社会文化内涵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 在现阶段，我国城市更新往往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宏观层面的城市改造运动，且具有强烈的计划性、目的性和功利性色彩，其典型特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过于强调城市更新中的物质化、技术化过程，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社会化、现代化过程。城市更新的根本目的是在为城市居民生活创造更好、更有效的生存环境，因此，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上了。我们不是为了城市而进行城市更新，“城市”只是我们城市更新的客观对象，而作为城市主体的“人”才是行动的根本目的。所以，作为主体的“人”应该是城市更新中的“核心”。城市更新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完善自我的过程，是“人化”的过程。 二是过于强调物质层面上的城市更新，忽视了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本身应该包括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城市更新和社会文化与制度层面的城市更新两个维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并不是按照城市更新的两个维度平衡发展的要求同步进行的，其结果在宏观层面上造成了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城市更新快速发展与社会文化层面的城市更新相对不足的严重失衡，或者干脆只有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城市更新而没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城市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