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城化”与城市的文化视野 历史上城市结构与功能的转换，是一个城的作用不断减弱，市的作用不断加强的过程。落实到上海这座城市，19世纪初，受租界内工商业发展以及中外移民聚居的推动，不到两年时间，就已将包围在自己周边的城墙基本拆除了。这种将地界隔绝拆除的举动，在当时只是出于对政经形势的被动顺应，有便利商贸活动的考虑。但过了不久，它所隐含的更精深的文化意义便显现了出来——随着城墙的拆除，城市的所有屏障，包括城市人的观念屏障也渐渐松动了。结果是，它锻炼出一批心态开放的市民，并挟地理位置的优势，吸引了更多的人往来出入。在这种我们称之为“去城化”的往来出入中，不同文化开始频繁地会面与融合，为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有了更自觉的输出与交流，城市的视野由此变得开阔，城市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也因此变得更为强烈。这样才给了后来的人们一个机会，使他们在咀嚼自己文化的同时，得以有可能体会所谓城市的意义，并从词源上明白它不仅源自罗马人关于地方自治的创造，还在多大程度上表征着“城市”、“市民”与“文明”的三位一体。 21世纪的上海，除了有意识地保留着让人凭吊的一小段城墙之外，具有实质功能的城市围墙早已不复存在。这里要说的是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围墙，它是否已被尽数拆毁，似乎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了，观念更新无处不在，但当上海人尝试着对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作再度确认，一些地方，新一重的故步自封与另一种意义上的因循保守开始显现出来。尤其是过分突出这座城市的经济属性、物质功能和数字化特性，而忽略在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更广大的背景下，培植适合人诗意栖居的人文关怀，已使得城市的人性化质素多少有些减退，以致它看上去有足够的喧腾，但精神上的安详似少了些；它不断向外输出，但全方位的给予总嫌弱些；它面上的表达日见繁密，但对人的养护与包容却多少存在着欠缺。而崇尚利润与效益的商业习气的深度弥漫，日渐波及精神领域，使得城市的文化创造也多少沾染了求近功、食短利的习气，更让人的内心承受了过多的压力。而一些影视剧、娱乐节目过分沉浸于财富与欲望的争逐，缺乏对激情和崇高的回应；各种刊物、网络一味以能与市井趣味平齐作为生存之道和发展之方，甚至不惜主动迎合，出让引导受众的责任。凡此种种，最终使衡量城市精神成长的尺度在某种意义上被搁置了，文化对城市人心灵的滋养作用和提升作用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略，“市民气”由此成为肤浅和媚俗的代名词。 与此相联系，由于过分关注市场，城市文化策略的制定便多应景式的即时反应，而缺少主动长远的整体规划，文化上的原创性相对匮乏。结果是，我们可以成功地承揽一项文化工程，使之按市场化运作并赢利，但这项工作的核心主体和思想设计往往不是我们的。其情形一如当年的《新青年》在上海出版与发行，但编辑部却在北京。诚然，今天的上海早已不是当年陈独秀《三论上海社会》中所说的，“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是算盘声、铜钱臭”。但比之银行与商务楼，它引以为傲的博物馆还是太小，大剧院座位的间隔还是太局促。今天上海的文艺创作虽不像当年王钝根《小说丛刊序》所批评的那样，“试一究其内容，则一痴男一怨女外无他人也，一花园一香闺外无他处也，一年届破瓜一芳龄二八外无他时代也，一携手花前一并肩月下外无他节候也”，但唯美散文、隐私化写作是不是仍在？至于一般市民，如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所说，“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袍马甲，坐了新式的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是不是还有？ 推进城市文脉建设的三个维度 一切的开放说到底是观念的开放，一切的进步说到底是文化的进步。如何使上海在进一步“去城化”的同时，又扎扎实实地保护好实存的文化遗产，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需要首先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城市治理与文脉保护问题。今天，城市文化建设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实际上是由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沟通与融合趋势加速这个大背景决定的。在世界范围内，已有许多学者指出，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有更重要的文化维度需要实现。城市文化建设与文脉保护的提出与被重视，正是对这种维度的关注与回应。这一点，应该详加论证与展开。 上海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城市化的进度与程度是一个指标，城市化的品级与水平又是一个指标。前者着眼于量的扩大，后者重视建成过程是否有序合理，是否充分地体现了民主，维护了市民的权利，凸显的是文化的维度，着眼的是质的提升。而这正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对此，只需看看前些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文化与持续发展：行动主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我们的创造力与多样性》就可知道。上海要真正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城市文脉保护的关系，进而建成文化大都市，决不能自外于这个潮流。 上海要建设的文化大都市，是国际性的(现阶段或许首先是洲际性的)，其文脉的保护因此必须立足全球化这个大背景，高起点设计，大格局规划。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文脉的凸显与传承，不仅是基于当代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阶段性需要，更基于回应全球化与人类文明发展总体走向的本质需要。故仅将它看成是一个阶段性的政治任务或工作目标是不够的，这很容易在进行过程中走向功利与偏颇。所以，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一定要首先做到不狭隘地理解全球化包括现代化的世俗性特征，片面强调城市规模、硬件等物质的发展而忽视精神。诚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所说，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话题、政治话题与社会话题，“还是一个思想话题”，城市文化、城市价值与城市精神与之息息相关，自然也是一个思想话题。其次，不应泛用和滥用国情作为理由，来拒斥人类共同执守的文明规约与评价标准，或拖延实施这种规约与标准。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如果不能越出上海乃至中国，并使之切实具备与当今世界的全息沟通，与人类优秀文化的切实关联，就很难完成自己的设定。而当上海没能做到这一点，没能建成文化大都市，或文化中心不在上海，那么其他什么中心也就很难在上海。再次，不应以搞活动、搞工程的方式与“赶工”的心态做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工作，如此很难避免割断传统，毁弃自然，盲目追赶，低水平模仿等弊端。在这些方面，以往的教训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