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掀起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一个13亿多人口、5000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与市场化的浪潮中，在城市的快速生长、大拆大建的发展中，城市文脉极易遭受市场资本或金融资本的裹挟，遭遇城市规划与改造的冲击，要言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更新与文脉保护之间充满着各种不平衡的张力。因此，我们必须直面城市更新中的文脉保护问题，直面“拆者为王、千城一面”的粗暴城市化现象，直面形形色色的“城市病”，以人为中心，夯实城市更新下的社会文化基础。我们需要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城市更新进程中文脉的保护之道、传承之道、创新发展之道；进而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发展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揭示影响当前中国城市快速更新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内在张力，从而在更宽泛的层面理解中国城市更新的现状、趋势及其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2007年，本刊编辑部在上海七宝古镇组织召开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脉和集镇保护”圆桌会议，在社会上引起积极反响。十年之后，本刊编辑部与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城市更新中的文脉保护：问题与对策”研讨会，再次聚焦城市文脉保护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会议当年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沈渭滨教授已驾鹤西去，编辑部举办此会也是寄托对先生深深的思念。此外，此次研讨会也是中国城市问题研究(上海)论坛(CCR)第二次会议。本期编发论坛上学者的部分发言，以飨读者，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主持人 俞厚未 阮凯 本次圆桌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更新中的文脉保护：问题与对策”，这个题目我的专业勉强能够沾上一点边儿，因为2009年上海开世博会之前，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哈佛大学东亚系曾经合作开了一个会，题目是“都市繁华”，讨论1500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所以，我今天讲一点关于中国城市的文化史研究的思考。 2009年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讨论上海当年世博会的一个口号，大家都知道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这个英文表达没有问题，但是，世博会的中文口号却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们就有一些疑问了。如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话，那么，在现代的城市化过程中，为什么很多人说“城市是万恶之渊”？城市是不是真的让生活更美好？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美好？因此，对这个问题要有认真的讨论。 毫无疑问，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从乡村秩序到城市秩序，本身确实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无论是时间、途径、方法和结果上，在世界各地并不一样。大家可能都知道，已故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牟复礼(Frederick W.Mote)提出过一个看法，他说，古代中国的城市和古代欧洲的城市是不一样的，中国是城乡“连续(continuum)”，而欧洲是城乡“分离(segregate)”。我们想，确实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到欧洲有历史积淀的城市去看看，就会发现欧洲的城市中心常常是市政厅和教堂，象征着世俗政权和宗教神权两种权力，而城市和乡村之间是差别很大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牟复礼在讲古代中国城乡连接的时候，说传统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彼此开放，在建筑、生活、服装、习俗上都比较接近。也许大家会想起宋代人的《清明上河图》，你看《清明上河图》那幅长长的画卷，好像就是一个从疏落的乡村，渐渐地往繁华城市过来，这是一个连续过程。 到底传统中国的城市跟欧洲的城市有什么区别？我不敢说，因为直到现在也没有特别清楚的论述，但从近代历史上看，可以肯定地说，当传统的乡村向现代的城市发展，现代城市越来越大、改变了人们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国家逐渐现代化的过程。大家都知道，乡村秩序是传统中国占主流的意识。以前费孝通《乡土中国》曾经讲中国本质上是“乡土中国”，中国的乡村秩序比如差序格局、家族系统、男女有别的礼制就是中国的“社会秩序”。美国华裔学者许烺光在《祖荫下》这本书里，也提到了中国的基本秩序就是乡村秩序或者是礼制秩序，比如传统农村的“大家庭理想，父子同一，以及性别不平等”。 我们看传统乡村生活秩序，可以举出几个明显的特征。比如时间观念，大家都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黑夜和白天相当的分明，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四季也相当的分明，这是乡村秩序的特征。又比如社会结构，大家都知道，家庭、家族、宗族逐渐扩大的共同体，“上下有序，男女有别”，就像是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或者是许烺光所说的“父子主轴”关系。比如经济生活，传统农村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生产，加上一些小规模的集市贸易。再比如传统农村的基本社会构成，主要是地主和农民，在地主和农民之外，其他阶层和职业，统统在乡村秩序中处于边缘地位，士农工商，除了“农”之外，其他都是不重要的，比如游民，这在乡村秩序里面，就是多余的人。这就是传统的中国乡村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