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9.004 中国国民文化是个庞大存在，更是一种复杂的体系，有着十分斑驳的光色。科学上所谓光谱(spectrum)是指复色光经色散系统按波长或频率而排列的图案，中国国民文化光谱是不同文化物质构成的“色散”体系。人民文化、臣民文化、刁民文化、公民文化等特质的相互交错、渗透杂糅，使它成为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文化难题。中国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变迁，国民文化的转型与变革才是其底蕴。“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深刻把握中国国民文化的特质、禀性和构成，它是培育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国民文化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扬长避短、道器相济，为国家治理提供文化支撑有重要价值。 一、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一：“人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有一种特质或形态是“人民文化”。它是一种新生文化，但与历史传统有较多内在关联，是一种有深厚力的文化。人民文化是一种“群众—集体”文化范式。 人民(people)是一个高度抽象的集合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人民”有极高的出场率。“人民”缺乏精确的社会学界定，①“谁是人民？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民，但每个人又不是人民”。②“人民”既不是一个时期(时间)的人民，也不是一个地域(空间)的人民，而是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概念。“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此“人民”者，非一时一地之人民；此“历史”者，亦非一时一地之历史，而是人类社会极其漫长的整体历史。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把“人民”定义为“结合者”的集体，把“公民”定义为“作为主权的参与者”，而把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定义为“臣民”。卢梭这一区分，是为了揭示公民是“主权的参与者”，臣民是国家权威的服从者，而人民则是一个集合概念。一代代芸芸众生，都包容于这一巨大框架中。作为一种文化范式，人民文化在充分肯定“人民”历史主体作用的前提下，虚化了个体主体价值。人民文化范式的最大难题，是“人民”内质的虚空化和人的主体空置化。 马克思在《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中曾指出“人民的意志”的虚幻性：“《国民报》认为，存在一种统一的全民意志。这种意志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各种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统一的、一定的意志。这到底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说得明白一点，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而是唯一的一个阶级和在社会关系即在工业和商业关系方面都从属于这个唯一的统治阶级的其它阶级以及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意志。”③ 马克思指出，“人民的意志”是困难的，要实现“人民的意志”，“要有同样的意志，这些多数人就要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或者他们至少必须在自己的利益上、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上、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上，暂时互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④“同样的意志”“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是很难实现的。马克思的诊断揭示出在“人民”名义下，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前一时期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也可以看到，腐败行径时常用的也是“人民的名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人类自古至今，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英雄和精英都是不可缺席的，这是个既定的历史事实。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在任何形式的国家形态中，都必然有着一个由极少数政治精英组成的统治阶级，他们左右着国家的发展进程。”⑤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当今全球政治舞台上也都是各路精英们的打理和忙碌，但在人民文化的范式中，精英们的“座椅”被撤下了，个体价值是淡漠的。 193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接纳一个建议，请爱因斯坦写一封信，把“我们时代的思想和感情，告诉五千年后的人。”爱因斯坦信⑥的内容是：“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生活在不同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⑦ 爱因斯坦将精英放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位置上，指出正是他们“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爱因斯坦没有高唱“群众如何英雄”的虚幻颂歌，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爱因斯坦的见解，许多思想家都有过类似的陈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谈到公民参政时指出，大多数公民根本没有能力参政，根本“不适于处理事务”⑧，人类代议制由此而成为必要，公民“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应该让代理人去做。”⑨ 法国著名实证主义思想家帕雷托(Vilfedo Pareto)认为，每个社会中必然有一些人由于他们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在各个方面出类拔萃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便是社会的“精英”(elite)。帕雷托把精英分为“统治精英”(政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统治精英是极少数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生活起决定性作用。意大利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更极端，认为领袖人物是“自然数”，人民群众只是“零”，添在“自然数”后面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