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希望”：1920年代中等生的世界语想象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7)09-0161-10

       1887年，波兰医学博士柴门霍夫( Ludwik Zamenhof,1859-1917)以希望博士(Espero)的名义发表世界语《第一书》(Unua Libro)，标志着世界语(Esperanto)的诞生。其目标在于本着“人类爱”，通过中立的国际辅助语，打破民族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①世界语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便打上精英知识分子的印记。在世界语传播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的名字：吴稚晖、章太炎、刘师培、刘师复、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胡适、陶孟和、胡愈之、巴金等。②在既有研究当中，也多数聚焦于精英知识分子与世界语的关系。这类研究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围绕世界语引发的公共争论的研究，如中国文字是否当废、国粹是否当保，语言属性与文明的现代性问题等；③一种是人物个案研究；④一种是世界语背后的观念研究，如世界语背后对世界和世界主义的想象。⑤事实上，世界语在中国吸引的并不仅仅是精英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世界语吸引了相当大一批中等生学习世界语。⑥其原因何在？他们学习的目的与精英知识分子有何区别？这方面研究尚付之阙如。本文将主要通过《学生杂志》“通讯栏”内中等生的心声和“学生世界语栏”的内容，来探讨中等生何以投入如此大的热情学习世界语。

       王汎森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陷入“意义虚无”的“烦闷”当中。⑦然而，对于中等生而言，不仅仅是“烦闷”的问题，而且还裹挟了对自身无法向上流动的恐惧与绝望。世界语却让他们看到了其最原始的意义：“希望”(Espero)，就像世界语是人造语言一样，世界语也给了他们一个人造的希望。在这里，人造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汇，因为平凡的中等生也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可以触及世界与人类，可以与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德、法、日等外语的知识精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原本都是遥不可及的。从历史的结果来看，希望和失望从来都是一对双生子，但是将那个曾经充满“希望”的时刻展现出来，我们将可以看到中等生在1920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中如何选择人生的实践策略，如何对抗不断下沉的命运，从而拓展我们对1920时代普通人精神生活世界的认知。

       一、苦学生的悲哀

       所谓中等生，即中等学校的学生，包括中学生、师范生和实业学校的学生。根据刘宗灵的统计，1915年全国中学校(除师范和实业学校)有493所，学生数达59835人；1916年到1917年，全国中学校人数达60037人；1918年，全国中学校学生达117740人。到1922年，全国共有中学校547所，学生数103385人；师范校275所，学生数38277人；甲种实业校164所，学生数20360人；⑧乙种实业学校439所，学生数20467人。⑨中学生群体在1910年代的逐步增长，使得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媒体的注意。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便以这些中等生作为其主要读者群，以“为全国学生界互相联络之机关，以辅助课业，交换智识为旨趣”。从1914年创刊至1920年，有将近1/5的中等生是《学生杂志》的读者。⑩新文化运动以后，随其影响的扩大，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要求旗下的各期刊进行改版，与“新文化”接轨。(11)1921年2月，杨贤江开始接手《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对杂志进行改版，并切实为学生的需要和利益着想。1922年6月，《学生杂志》增加“通讯栏”。1923年10月，增加“答问栏”。这些改变使得杂志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有读者将《学生杂志》看成是“仁慈的保姆”，(12)有读者将其看成“学生界的明星”，(13)也有读者将其看成“青年的药石”。(14)杨贤江在通讯当中，更是称读者为兄弟姐妹。(15)正是因着这种读者与编辑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读者在通信当中坦诚地将他们的心声呈现出来，“苦学生”的叙述在所有通讯当中占有很大比例。

       鉴于《学生杂志》有诸多学生自称苦学生，高尔松专门写了一篇界定何谓“苦学生”。他认为苦学生有五类，第一类是因经济贫困无法继续就学；第二类是家里能负担但家人不允许继续求学；第三类是家里有钱但观念落后不允许继续求学；第四类是家里有钱也允许求学，但如有违背家人，便以断绝经济作为威胁；第五类是家庭经济尚可但不足以支持继续就学。(16)总结下来，这五类的中心其实就是“经济”问题，以及诸多与经济交缠的苦。

       一种是地域之苦。按照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初等小学堂设于乡村和城镇，高等小学堂设于县城，(17)中学校、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主要设于各县城。(18)这些中等生大多在县城就读，这使得他们居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也处于开放与闭塞之间。他们看到一些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书报，他们对知识有更大的渴望，便开始对县城的闭塞感到不满。他们频繁地用“不幸”来表达这种痛苦，如：“我处在这僻居西陲的陕西省，已不幸极了!尤其在这孤陋寡闻的华县成林中学校，既少师友指导，又乏新书参阅，实是不幸中的不幸啊!所以我平时的对象，充满了孤哀生活、忧郁生活、枯燥而庸碌的生活!”(19)“我处在这腹居内地的江西省，已不幸极了!尤其在这孤陋寡闻的吉安吉州中校，既少师友指导，又乏新书参阅，实是不幸中的不幸啊!所以我平时的对象，充满了孤哀生活、忧郁生活、枯燥而机械的生活!”(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