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7)04-0102-11 中国近代史撰述中的“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之争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从各家对“革命史叙事”形成过程的评述来看，多看重它在1949年以后的成型与演变。对于1949年以前革命史叙事的发展情况，尽管有学者曾予留意①，但对其具体演进过程，尤其是有关“革命史”与“近代史”融合问题的研究仍有待加强。本文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趋势的分析，论述革命史叙事框架在1949年前的演进历程。 一、“民族革命运动史”的阶级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研究为前身。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自19世纪起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以列强侵略与中国人的反侵略作为其史学作品的主题，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在孙中山等民主革命者开始鼓吹革命后，不但侵略反侵略为他们所关注，反满抗清也成为他们歌颂的对象，如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苏生的《中国革命史》等。在这类作品中，近代许多的人和事都在革命的标准下得到重新评价，而革命则是以民族、民主之名进行的，所以列强侵华史、民族革命史是晚晴民初近代史研究的热点。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从民主革命者转变而来，他们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在历史观念上同当时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浸透着民族、民主主义立场。接受唯物史观后，阶级化的革命立场成为他们考量近代历史的一条新准绳。陈独秀在1918年从民主和科学的观念出发，谈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时，将其归因于宗教迷信和仇视新学等因素，认为义和团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这场“大乱”最终“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象征着“专制的迷信的神拳的黑暗道路”②。但到192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开始以阶级的视角审视近代历史，认为“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的历史”，“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一面在压制，一面要求自由和解放③。由此，陈独秀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发生了逆转，指出义和团运动诚然迷信野蛮，却具有“民族反抗运动的意义”，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④。同时期的李大钊也尝试以阶级观点解读近代史，以为义和团运动“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文化上的冲突”。陈独秀李大钊的认识，实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对近代史观念带来的影响。 中共成立后，人们对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萌芽，“革命”在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开始凸显。中共主办的《向导》为此贡献颇多。该刊1923年1月发表陈独秀的《革命与反革命》，对历史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可谓革命史学的路标式文献。该文直陈：“革命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的现象”，“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所以对于一个革命运动，他认为“应该以他的内容及起因或结果是否有进化的意义定功罪”，而不应以他是否张贴革命标签、是否实行武力暴动为评价标准⑤。在陈独秀的笔下，历史事物被纳入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框架中，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又以是否符合社会历史进化法则来衡量，而进化法则则是由阶级进化决定的，这便为近代史的革命化叙事奠定了历史哲学基础。当然，这也仅是解决了革命的历史抽象合理性的问题，对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现实合理性仍未能完全回答。 随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被引入到近代历史的评析中，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初步整合，中国近代史撰述又同时具有了民族革命、社会革命、世界革命的多重意蕴。陈独秀、瞿秋白较早开始了这种引介工作。陈独秀指出：鸦片战争“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战争则“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⑥。瞿秋白同时也写作了《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的各种方式》、《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等文，尝试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分析列强侵略中国的进程与方式，将列强侵略划分为投货时期和投资时期，前期以强辟商场和垄断原料为主，后期以移植资本和文化侵略为主；并指出侵略带来了军阀统治和阶级分化，而洋务派、交通系、辛亥革命者都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者⑦。 同时，《向导》还曾以特刊的形式集中展现帝国主义理论观照下，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重要史事的重估。1924年9月和10月，《向导》编辑部分别组织了“九七特刊”和“双十特刊”以纪念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前述陈独秀谈义和团具有民族反抗意义的文章就是“九七特刊”中的一篇。彭述之也要求“重新估定义和团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之真价值”，认识其“革命精神”。他断言重估的关键在于“懂得义和团运动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到它绝非“单纯的民族仇外运动”，却“完全是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的过分压迫之一种反抗运动”⑧。蔡和森更指出：“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但(而)是对付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份。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史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⑨“双十特刊”中，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再次发声，同时以阶级和民族的立场来审视辛亥革命。如彭述之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猛烈侵掠之结果”，其所代表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但后者的政治、经济、思想诉求没有实现，因而革命“完全失败了”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