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辩：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伪、共的三方叙事

       [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7)-09-0041-12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①。不论国民党、中共，还是汪伪政权，都投注了大量精力来回应这一事件，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叙事。既往研究在讨论抗战时期宣传或者话语斗争时，往往只关注国、共的言论，甚少将沦陷区的言论纳入共时性的探讨之中②。而本文将以共产国际解散为中心，重点分析国、伪、共三方对这一事件的不同叙事，探讨它们如何将这一事件置于各自谋划中国政治的框架之中，并由此论及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③。这一事件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各方话语争夺的重要援引，也是本文着力考察的内容之一。只有在理清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回到历史现场，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中共“对谁讲、为何讲以及如何讲”的问题。

       一、国民党：以“民族叙事”求“国家统一”

       共产国际即将解散的消息一经公布，国民党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蒋介石在日记中兴奋地表示：不论此事真假如何，共产主义精神和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这必将是“影响国内民心内政的一件大事”；因此，对中共的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④。在他看来，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对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一次重大打击，将是国民党发起一场舆论攻击的绝佳契机。之后，国统区几乎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开展了对此事长达半年之久的大肆宣扬。

       对国民党而言，共产国际曾以一个援助者、指导者的身份参与其改组与北伐，到国共关系破裂后，双方实质上一直处于敌对关系。而在此时，共产国际的解散将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国际共产主义共同体的解体，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其所表征的意识形态相关联？这是摆在国民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消息公布之初，由于尚不确认共产国际解散背后的意图，国民党方面各大媒体的解读既带有倾向性的引导，却又不失谨慎。5月24日，《中央日报》对此事有意裁剪，侧重强调共产国际在宣布解散后，“解除各国共产党对其的义务，强调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⑤。5月26日，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大公报》发表社论，在论及共产国际解散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时，将话题重点引至各国共产党与本国国家的关系上，称共产国际解散“乃告诉各国共产党：应该拥护祖国抗战，集中力量以打倒自己国家民族的敌人”。文章还呼吁：各国共产党应当“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分彼此，不分阶级”，切实遵奉“国家至上”“胜利第一”的口号。⑥此时，国统区舆论还未明确将矛头指向中共。

       之后几天，国民党的论调越发强硬。5月底，《中央周刊》发表《读报杂记：第三国际的解散》一文。该文与此前《大公报》社论的言词极为相似，不同之处是在最后将矛盾直指中共，提出“第三国际今日明智的行动，似乎正是今后中共应采的行动之指针”。⑦这一态度转变的背后，实际是基于蒋介石、王世杰等国民党高层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解散是苏联谋求与英、美积极合作的重大举动，而苏联和英、美的靠近，将促使日俄关系的破裂，则日本有进攻苏联的可能⑧。届时，日本在华兵力将被牵制；而苏联腹背受敌之时，也将更加依赖中国抗战，或将放松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以上两点无疑都将对重庆大有裨益。这时，蒋介石更是将共产国际的解散视作“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唯一大事”，“吾一生之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这“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事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有最大之胜利也”⑨。

       总之，随着有关战后四大国组织框架的设想在国民党内日益膨胀⑩；加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国民党在国内积累的政治资本使其确信：解决中共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随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发《宣传指导》，对此后的宣传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1.不批评第三国际即苏联此举之动机。

       2.可略赞扬苏联此举之明智。

       3.说明共产国际过去欲发动世界革命为不合时代要求，今已由其本身之解体而益足证明。

       4.从世界局势言，中共已因共产国际之消灭而失其领导机构。从中国环境言，中共实无存在之必要。

       5.说明中共过去之错误，并劝共党份子改过自新，暗示中央以宽大为怀，中共苟能改过自新，自可不咎既往。

       6.在感情上勿太刺激共党份子，使其老(引者注：原文如此)羞成怒趋于极端。

       7.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识。

       8.强调三民主义及国家政府之政策政纲为救国之惟一途径。

       9.强调政令统一、军令统一，完成国家统一，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必要的前提。(11)

       不难看出，这份宣传指导所规定的舆论的大致逻辑是：从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这一口号入手，指出其解散愈加证实正处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应该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原则；既然共产主义破产，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也应随之解散；因而，中国更应实行政令、军令统一。显然，这种观点顺应了蒋介石在当年3月份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逻辑，即从“民族主义”出发，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观点。在叙事策略上，国民党一方面将“共产国际”与“苏联”作区分，以减小苏联可能的不满；另一方面，选择通过将“国际”与“民族”对立，“阶级”与“民族”对立，推之以“抗战第一——民族至上——国家统一”的逻辑，发动一场与《中国之命运》的再版相配合并剑指中共的宣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