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7]11-0047-07 “五四”时期崛起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凌叔华，以其细腻的笔触、温婉的风格和敏锐的心理感知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鲁迅曾评价道，凌叔华所描写的是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①。沈从文也称其在中国女作家中，写了“另外一种创作”②。夏志清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创造的才能上，其他“五四”女作家都比不上凌叔华，她的成就甚至高于冰心。③孟悦和戴锦华则认为凌叔华“以一种女性方式接过了西方小说艺术并重建为一种适合女性表达的形式”④。作为一名现代短篇小说家，凌叔华的小说多涉及婚恋家庭题材，侧重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和中产阶级及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描摹。其作品主题多样，既揭示了旧式女子的生存悲剧和精神困境，又描绘了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格分裂，同时表现出异化世界中现代人的孤独和幻灭、疏离和隔阂。然而，与其深刻的主题意蕴相比，凌叔华小说创作的成就更大程度上却在于其形式特征的革新，表现为情节的淡化处理和散文诗的叙事笔调、内心独白和时空倒错等意识流技巧、客观而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以及隐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法等。凌叔华的小说是独特的，而其独特性也是有迹可循的。晚清以降，西学东渐，西方小说大量引入，包括凌叔华在内的“五四”作家从小说的形式层面对西方现代小说进行积极的摹仿。燕京大学外文系的教育背景、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交往，使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现代作家尤其是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影响。积极追求艺术技巧革新的她，甚至被徐志摩冠之以“中国的曼殊斐尔”的美称。正如陈平原所说，“五四”作家中真正掌握纯客观叙事技巧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凌叔华，前者受契诃夫的影响较大，而后者则直接师承曼殊斐尔。⑤这无不是对凌叔华精湛的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极大肯定。 文学作品具有表层和深层双重结构，二者的区分在于形式性和生成性，作品的直接陈述与所要展示的深邃意蕴之间的关系常常是间接而隐蔽的。文学语言意在追求一种双重语境效果，语言符号除了其浅层语境中的字面意义外，还具有由深层语境所赋予的“言外之意”⑥，文学语言通过暗示由表层文本指向蕴藉象征意义的潜藏文本。中西文学理论批评中，均可找到相似的言论。如亨利·詹姆斯曾说过，小说的主题不应显而易见，而应含蓄表达。⑦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也意识到了文学语言的含蓄性，指出艺术的方法“永远是拐弯抹角的”⑧。而伊丽莎白·鲍温在谈到小说家的技巧时，同样认为“主题必须深蕴在故事中”⑨。中国文艺创作自古就有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力求创造一种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如庄子的“得意忘言”论、刘勰的“隐秀”说、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论、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境论、叶燮的“言在此而意在彼”说、王世禛“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以及王国维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说等。⑩对于凌叔华的小说创作而言，其小说主题同样是内隐的，她往往借助叙事技法的选择，使蕴含其中的主题得以巧妙呈现，从而构筑起表层文本与深层结构即潜文本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虽然学界不乏对凌叔华小说的研究，但鲜有从叙事形式与主题意旨之关系的角度对其小说进行的诠释。本文拟弥补这一缺失，从叙事修辞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对日常语言的审美偏离，文学依赖于修辞，甚至可以说文学语言就是修辞。作为语言的基本结构，修辞意指对于普通用法的变换或反常，其中隐喻是最重要的修辞手法，此外，还包括转喻、提喻、反讽等其他多种方式，修辞构成话语的基础，并使其产生意义。文学语言的审美意义集中表现在它能创造出寓意或言外之意，而这一审美功能的发挥，得力于独特的修辞性表达方式。为了达到特定效果，包括凌叔华在内的现代小说家在创作中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在暗示人物复杂内心情感的同时，也使主题寓意得以呈现。本文旨在从微观层面实现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管窥，聚焦其小说的形式层面，选取叙事形式的一个维度——修辞的视角，采用整体细读的方法，从反讽、隐喻、意象和重复等方面，挖掘被表层文本遮蔽的潜文本，探究凌叔华是如何通过叙事修辞手段的选择，来揭示小说的深层涵义，从而达到其作品叙事与主题、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的。 一、反讽 反讽(irony)就是所言非所指，即语言的表层意思与它实际表达的意思相异，词语的意义被语境的压力所扭曲。布鲁克斯对此界定道：“反讽是由于语词受到语境的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的对立的语言现象。”(11)戴维·洛奇则从读者接受层面强调了反讽效果的实现与读者的积极诠释之间的关系：“在修辞学里，反讽要表达的是与所说的话语相反的语意，或引导读者不按字面意思来理解……话语讥讽是通过诠释来领悟的……当读者清楚察觉故事所叙述的实情与故事角色对该事件的认识之间出现矛盾时，‘戏剧反讽’的效果便出来了。”(12)而乔纳森·卡勒则对反讽进行了这番解读：“反讽把外表与实际相提并论，实际发生的与期待的正相反。”(13)作为深谙现代叙事技法的短篇小说家，凌叔华在其小说中也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反讽的修辞。借助这一手法，作家在小说的表层文本和潜文本之间、在表面语义和深层语义的冲突中构建了一种张力，往往使读者对故事的期待与叙事所揭示的真实之间产生冲撞，在营造戏剧性反讽效果的同时，其旨在表达的深层意旨也得以彰显和强化。代表性作品有《中秋晚》《有福气的人》《太太》《一件喜事》等。 在婚姻家庭题材小说《中秋晚》和《有福气的人》中，反讽的运用，揭示了人的异化主题，反映了作家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之本质的敏锐感知力。《中秋晚》的题目本身就具有反讽意义。中秋节本是和谐、幸福和美满的象征，中秋晚本应是家人团聚、共吃团圆饭的。但在敬仁夫妇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却因一个外人——敬仁的干姐姐而起争执，并最终导致关系破裂。得知干姐姐病重的消息后，敬仁连象征着团圆的团鸭也不吃就匆忙离去，这暗示着他们夫妻之间的疏离和隔阂。没见到干姐姐最后一面，他回来后大加埋怨，太太赌气回了娘家，没有吃团圆饭的中秋节以两人的不欢而散而结束。后来，敬仁太太虽被送了回来，但“夫妻之间……总觉得彼此心中新立了一块冰冷的石碑”。至此，读者臆想中的中秋晚的和谐温馨与故事所展示的冲突冷漠构成了强烈反差，女主人公对婚姻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现实生活中两人的疏离隔阂产生了巨大冲撞，而反讽意义也得以产生。可以说，反讽的运用，揭示了作品的潜在主旨，即现代婚姻中人的幻灭感和疏离感。《有福气的人》中的标题人物章老太在认识她的人眼中是最有福气的，一生衣食无忧，儿孙贤孝，样样心满意足，而她呢，对人慈和，无偏无相。全家上下，一片谐和。然而，在她六十九大寿后的第三天，她无意中听到了大儿子夫妇的谈话，才发现真相，明白了“她的有福”原来是虚无缥缈的，他们都是冲着她的钱来的，一直以来都是戴着一副假面具来哄着她，而所谓的“贤孝”，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章老太顿时产生了一种幻灭感。这样，令人惬意的表象与冷冰冰的现实之间构成的张力，产生了反讽效果，并凸显了作品的主题意旨：金钱驱使下物欲世界中人的疏离和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