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盾的文学批评与创作生涯中,他对象征并没有专门系统的论述,他有关象征的理论阐释主要散见于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仔细研读他的理论文章,可以发现他对象征有着清晰的思考与较为“体系”化的论述。 首先关于象征内涵问题。在茅盾的文学批评话语中,时常交换着表象主义、表象,象征主义、象征等概念。在五四前后,当茅盾介绍西方的创作思潮时,他往往用表象(或表象主义)作为象征的表述,如1920年他在文章中说“表象(Symbolism)的文学,在中国是一向没有的”①,“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提倡”②等。到1921年5月前后,茅盾开始用“象征主义”一词取代“表象主义”。分析茅盾关于象征诗学的概念内涵主要看他对待象征主义与象征的关系。 象征主义主要是指以19世纪后期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派为标志,后来扩及欧美其他国家以及在体裁上延及戏剧、小说等的一种文学思潮,题材上侧重描写个人幻影与内心情绪,手法上讲究隐喻和暗示,在审美感知上呈现出扑朔迷离、不可捉摸的神秘性特点。茅盾虽在多篇文章中使用象征主义这一概念,但对这一思潮,却抱着审慎的态度。从文艺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茅盾在早期的文章中确实推崇过象征主义,“翻开西洋的文学史来看,见他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这样一连串的变迁,每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并且把文学的使命也重新估定了一个价值。”③因为“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到调剂的缘故”④,茅盾提倡西方的象征主义,试图契合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然而,茅盾后来更多地注意到象征主义的本质特征,他说:“世纪末的神秘象征主义曾为一些倦于正视现实的作家找到了‘哲学’的论据,把‘幻想’世界作为逋逃薮。这一类作品大多是逃避现实的。有些表现所谓‘灵肉冲突’的作品,也属于此类。这样的作家,从现实主义出发而归宿在神秘主义的泥沼。”⑤茅盾对象征主义的神秘性不满由此可见。因此,当他喜爱和推崇的戏剧家梅特林克的《翠鸟》被人看成为“神秘剧”时,茅盾坚决地说,“……但需明白,《翠鸟》决不是‘神秘剧’”⑥。由此看来茅盾否定神秘性实际上也就是怀疑与否定象征主义思潮,至少在思想主题与创作观方面是这样。 由此我们思考茅盾提倡象征主义又否定其中的主要特点,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茅盾是在借鉴地吸收象征主义思潮中“以有形寓无形”含蓄隐喻的艺术表现手法,而这一特点正是象征诗学的本质所在。象征就是以客观事物描写来暗示其超出事物本身的意义的叙事手法,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茅盾自始至终都是认可的,他对众多作家作品的批评也往往是基于这一视角。他自己也毫不隐讳地说:“我们也不应当否认,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乃至未来主义在技巧上的新成就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品的技巧”⑦,当然他也知道“文学上的象征派是悲观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象征派反映了‘世纪末’情绪,它是以一个对未来没有信心、对现在失却兴趣的厌世者或遁世者的潦倒颓唐面目出现在我们跟前的”⑧。所以尽管茅盾在使用象征时概念较杂,但综观其整个文学批评,他主要是在象征诗学本体维度上来谈论象征的,他巧妙地将象征主义思潮的艺术特点与传统的象征艺术本体特征共通的地方融合到了一起,建立起“象征”而非“象征主义”的诗学概念。 象征与普遍性的关系是茅盾对象征理论的又一思考。在茅盾看来,文学创作不能以描写一时一地为满足,而应该关注人类的共通性,体现普适性原则。他说:“作者应估量他的材料是否有普遍性。凡属人人切身利害所关者,也即是使人人看了以后发生同感,我们可以说这材料的普遍性是够格了。”⑨当然,“普遍性”不仅仅是“人人”的感觉身在作品之中,而作品更应该从人生与人类的角度来体现世界性。“文学是表现人生的东西,不论它是客观的描写事物,或是主观的描写理想,总须以人生为对象”⑩,文学是什么?文学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从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种可以融化可以调和”(11)。普遍性与象征的关系何在?黑格尔给出了明确回答:“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12)当然,描写内容的普遍性并不是黑格尔的本意,而作品所体现的所暗示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主题内核才是重要的,即具有对人生与世界概括意义的哲学和哲理的主题。茅盾评价阿Q说:“‘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的弱点来了。”(13)因而茅盾指出做文学的人应该晓得“什么是文学的哲理?什么是文学的艺术?……”(14)对法国象征小说家法郎士的称赞也离不开这个角度,茅盾总结说:“他在文学史上最出色的,具有哲学的问题……”(15)哲学的问题是关于人类普遍性的问题,人生的哲理就是其普遍性的体现,在茅盾看来,文学作品情节故事、人物形象倘能表达出具有人类普适性主题的便是文学象征的功能所在,哪怕描写的是一人一家之事,但他所蕴含的内容与意蕴须是有代表性的普遍的意义。“文学家所欲能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16)。茅盾正是把普遍性的哲理作为文学追求的重要目标,从而体现出象征诗学的意义,因此,他把哲理性也作为创作的主要功夫之一。他说:“我以为创作文艺,有三种功夫,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观察;(二)是艺术;(三)是哲理。”(17)因为只有这样,尤其是文学作品具有“哲理”内核,才“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待,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命运反抗与呼吁”(18)。 关于象征的含蓄性问题。象征在审美上使文学作品表现出含蓄多义的特点,这类作品虽也营造表层的故事情节,但作品所要蕴含的深层意义指向才是象征作品的审美魅力所在。茅盾非常重视作品的含蓄描写,重视作品的想象空间的拓展。茅盾称赞鲁迅的《狂人日记》除了“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淡淡的象征主义”外,还有“那含蓄半吐的意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