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28000余字的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是整个40年代撰写的篇幅最长最重要的散文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此文收于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第12卷的“定本”题为《水云》，去掉了最初在1943年1月15日由熊佛西主编的桂林《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和1943年2月15日第1卷第5期连载时的副标题：“——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全集版《水云》文末还有沈从文自己的题注字样： 三十五年五月 昆明重校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校正 文后并有全集的编者说明：“本篇曾发表于1943年1月《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和1943年2月《文学创作》第1卷第5期，署名沈从文。1947年，作者将其收入拟交开明书店印行的《王谢子弟》集，对文章重作校订。此次所收，为1947年8月校定稿。” 沈从文自己的题注和《沈从文全集》编者的这一段说明，都是靠得住的事实。仍需补充的是，此文除1943年《文学创作》版和1947年《王谢子弟》版之外，还有一个版本，同样署名沈从文，发表于1944年9月15日重庆《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1期，文末附注“卅三年五月三日重庆”，此版还有“——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个副标题，因此可以确认：副标题是在收入《王谢子弟》文集时删掉的。 《时与潮文艺》版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发表时间距离《文学创作》的初版已有一年半以上，基本未作删除，只作了一些字词的订正和删改，但已有一些文句的增加。到了1948年《王谢子弟》版，沈从文增加了更多文句，有时甚至是整个段落的增加，这些增加的文句、段落与初版时的文本仔细比较，有时能得到意味深长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最常见的情形是，全集或文集版的“定本”，都会比初版本做出不少删节，而这篇发表两次、入集多次的《水云》，“定本”除了只删掉“——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个副标题之外，文本正文的文字基本没有删节，反而增加了不少字句和段落，粗略统计，增加的文字大约在2200字左右，几近最初发表版本的十分之一，比例算是很高了。“定本”并且将最初发表时的六个段落之间的分节符号“××××”换成了用文字标示分节的“第一节”至“第六节”。从这些改动和多次发表入集的情形来看，沈从文自己对《水云》这篇大篇幅的散文，非常看重。一般读者读到的是这篇删去副标题、文字和内容都更为饱满、充实的“定本”即全集版《水云》。我的阅读当然也主要依据于此，但是在某些关键段落，对勘“定本”相较于初版本所增添的文字，倒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在1942、1943年那样的特殊的战争年代(初版本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根据发表时间1943年1月15日，大致可以断定是写于1942年下半年)，沈从文却深深沉陷于个人的记忆和当下心绪，专心致志地写作着个人的“新爱欲传奇”。另外，散文体现出的耐心、细腻和坦诚，即使放在中国当代文坛也都是罕见的。 作为一个小说家，沈从文创作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并不复杂，就是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所有关乎乡村的人事都是美好的、温暖的、可以理解或者可悲悯的，而所有关乎城市中人事的，则都是可鄙可恨可叹可笑的，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在依由二元对立模式建立起来的沈从文小说艺术世界中，《边城》和《八骏图》这两篇小说分别代表了乡村和城市两种题材作品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极致。而《水云》恰好较为详细地具体介绍和回顾了这两部代表作的写作情形及其发表、出版后延伸的思考。这也为理解这两部沈从文重要的代表作品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此外，《水云》的绝大部分篇幅，令人惊讶地放在了他与这十余年来所遭遇的四个“偶然”——即四位婚外女性的交往上面，这也是阅读《水云》给予读者的最大冲击之处。 在以前的沈从文研究中，学术界对于他40年代一批“向虚空凝眸”的抽象性写作，已经给予了充分关注，近些年来，有一个较引人注目的突破，是对沈从文40年代小说集《看虹摘星录》的发现和围绕它而对沈从文整个40年代创作展开的“索引式研究”。自2008年以来，解志熙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裴春芳、陈越集中发现了一批为《沈从文全集》未收录的佚文，有两篇文章特别重要。 裴春芳发表于2009年《十月》第2期的《星光虹影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发现目前收入全集的《摘星录》实为最初发表的小说《梦与现实》，后又以《新摘星录》为题发表，而最初在香港《大风》以笔名“李綦周”发表的真正的、原本的《摘星录》，则一直被《梦与现实》所替换。这样，裴春芳就第一次确定了《看虹摘星录》的篇目：《看虹录》《梦与现实》《摘星录》《〈看虹摘星录〉后记》。而裴春芳在对这篇新发现的《摘星录》进行研究时，结合沈从文其他作品，论证其中的女主人公为张充和，《看虹摘星录》其实是沈从文记录自己和小姨子张充和爱欲经历的体验和记忆。裴春芳此文引发了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的商榷和反驳，他发表在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的《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从张充和的生日、在北大就读时姓名等细节入手，尤其是对沈从文致张兆和一封信件不同于裴春芳的理解和分析，确实指出了裴春芳文中论证不太严密之处。我的理解是，裴春芳第一次指出张充和与沈从文40年代爱欲抒写的关系，踏入一个不小的学术禁区，而一定要将《梦与现实》《摘星录》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张充和等同起来，也留下可以质疑之处。商金林的质疑事实上将这个方向的学术探讨极大地深入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