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7)06-0042-0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7.06.006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1933年1月，在上海法租界第二看守所，时年23岁、六个月前因从事左翼美术活动而入狱的浙江金华籍青年、九个月前刚由法国巴黎学画归来的留学生蒋海澄①，创作了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1934年5月，这首署名“艾青”的诗歌发表在《春光》月刊第一卷第三号上，引起了中国新诗界的广泛关注。人们还发现，“艾青”也是《芦笛——纪念故诗人阿波里内尔》的作者，而这首诗一年前就刊发在当时的诗歌重镇《现代》之上。一方面人们很难不感动于大堰河真挚的爱和悲惨的命运，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了一位醉心于“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的吹芦笛的诗人。这个将关爱和同情敬献于中国土地上那“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将崇拜和怨恨倾诉给法兰西的“耽美艺术家”，“现实”和“艺术”集于一身，这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②。当然，这样的矛盾随着艾青后来的创作而烟消云散，他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确可以兼具“艺术审美”与“现实关怀”。正因如此，后来的研究者才会评价说“一个历史期待已久的诗人正在诞生”[1]，“艾青……成为新诗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代表诗人”[1]。顺着这两首诗歌出发，考察艾青的巴黎岁月和创作，将有助于理解原本一心学画的“蒋海澄”，如何会成为以诗而名的“艾青”。 一、1920-1930年代的法国与巴黎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英、法、美、日、意)取胜。这场战争，对于法国的影响巨大，一方面法国取得了胜利： 法国胜利了，它也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1871年的屈辱被一扫而空，阿尔萨斯和洛林得以收复。由于法国为战争作出了主要贡献，因此，所有人都觉得它是欧洲的头号军事强国；由于法国为公正和道义而战斗——它的盟友和它自己就这样认为的——它觉得自己头上戴着国有古典崇高美德的光环。[2] 另一方面法国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胜利而来的乐观随着重建的困难逐渐消退殆尽，法国人意识到那是“胜利的幻觉”： 实际上，这个可怜分国家高兴得过了头，那场规模罕见的动荡已经动摇了它的根基。在进行总结回顾的时，难道不应该说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吗?[2] 战争使得法国损失了约百分之十的青壮年人口，不但普通的农民和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也伤亡惨重，其中包括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战争期间的物资损失，据统计约相当于战前1913年全年所创造财富的6倍，法国由战前的债权国成为债务国。从字面协议看来，法国从《凡尔赛合约》中获益颇丰，得到了赔款和殖民地，然而这些赔款和殖民地并没有帮助国家立即实现复苏。整个1920年代，因为赔款和割地问题，法国与英美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外交较量，但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由于战争的受益者以及战后经济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大中资产阶级，而非普通的市民、农民和小企业主，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随之兴起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战争造成了法国人的精神动荡，战后的重建则使得这种精神的动荡更为复杂。动荡之中，休闲娱乐之风明显： 《肉欲之魔》和《奥哲尔伯爵的舞会》之类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每个街头都出现了舞厅，人们在里面疯狂地跳着新进从阿根廷传来的探戈。爵士乐也开始出现。电影院层出不穷。酒吧如雨后春笋，1919-1930年，酒精消费量增长了三倍……[2] 首都巴黎是这种变化敏感表针： 新闻界宣称巴黎将成为20世纪欧洲的中心，正如它在前一世纪一样。大街上显而易见的变化是人们的生活节奏变了：在这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节奏由于随处可见的轿车、公共汽车和地铁加快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妇女也开始要求新的自由(虽然仍不包括选举权)，比如在公共场合吸烟、参加体育运动、与情人公开同居(有些是女同性恋)、穿超短裙、留短发等。当时的建筑表现了一种天真的认识，认为几何形的设计就是现代风格的标志。特洛卡戴罗广场(Trocadero)上人类博物馆(Muse de l’Homme)里丑陋的纪念碑，就是这种新法西斯主义审美观的见证。[3]349 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1896-1940)夫妇于1924年移居巴黎，并在这里有过较长时间的生活与写作，其经典著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就写于这一时期。他的出版于1934年的长篇小说《夜色温柔》[4]，曾对那段巴黎生活有过精细的描写。 另一位美国小说家海明威(1899-1961)，也曾于19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和居住于法国巴黎，他的随笔集《流动的盛宴》是描写彼时期巴黎的典范作品。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海明威满怀深情地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5]“流动的盛宴”一说自此风靡全球，几乎成为了1920年代巴黎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