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王富仁自己也没有料到，发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上的博士论文摘要《〈呐喊〉〈彷徨〉综论》会引发长达数年的论争。①之后，《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创刊号上即发表陈安湖的批评文章《鲁迅小说“研究系统”商讨》，王富仁刚开始并没有回应，一年之后才发表长篇文章《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分上下两期在《鲁迅研究动态》上登载。此后《鲁迅研究动态》两年之内组织了数篇讨论文章，加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②形成一场不小的学术论争，“在我国鲁迅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③“引起震动”④。这场论争持续了三年时间，当时鲁迅研究界、现代文学研究界不同代际的学者很多都卷入其中，如陈安湖、陈尚哲、王富仁、袁良骏、林志浩、魏绍馨、刘川鄂等都参与论争，陈涌虽未发表文章，却也牵涉其中⑤。从后来的学术史来看，这次论争可以说开启了新时期鲁迅研究范式的转型。“无论多么好的阐释视角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出现阐释饱和与意义超载。如果不进行视角转换或移位，学术就无法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王富仁站了出来，勇敢地指出现有研究系统的‘偏离角’，提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新的研究系统。”⑥这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然而，过去的研究集中于对王富仁影响的评议，而对于论争本身则较少关注。这一论争的焦点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焦点?学术论争与大的政治背景有什么关系?30年后，我们再度梳理这场学术论争的意义与启示何在?本文尝试从以上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 王富仁在论文中开宗明义，表明自己的鲜明主张，指出“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⑦。这个研究系统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30年间实际规定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方向。但王富仁发现，这个研究系统与鲁迅原作存在着“偏差角”，它所描绘出来的《呐喊》《彷徨》的思想图示是变了形的，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导致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的二元分离而非统一，创作方法的研究也变得孤立而非综合考虑，甚至可能会对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鲁迅小说产生障碍。王富仁认为有必要调整这个研究系统，“以一个更完备的系统来代替现有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接下来王富仁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即“《呐喊》和《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问题在其中不是被直接反映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⑧ 陈安湖与其后的批评文章首先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点。陈安湖直接从根本上质疑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新研究系统’，在理论上是否真正站得住脚，是否有利于挖掘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陈安湖引用列宁的话来作为论据，认为还是要参照列宁评论托尔斯泰的话——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认为列宁这里所说的“革命”恰恰就是指的政治革命，“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他不但关心思想革命，而且以更大的热情关心政治革命。在他们心目中，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不能分开的，而且思想革命必须服从于政治革命。”陈安湖强调“不能抛弃列宁的原则”。他又继续援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小说是适应中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的产物。”认为鲁迅的小说“主要就是揭露辛亥革命的弱点及其失败的必然性，揭露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揭露他们对农民力量的漠视。他的这些描写客观证明了中国人民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他认为“鲁迅小说反映了人民要求首先进行一场深刻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向。”⑨在陈安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生命力和艺术生命力、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这个方面。 陈安湖最后所得出的关于鲁迅小说的观点，实际是沿用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主导鲁迅研究界的陈涌的观点，出处则是影响深远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彷徨〉研究之一》。这篇经典长文，在一开始即将鲁迅定位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引用毛泽东对于旧民主主义时代的界定，指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正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全文分析了《呐喊》《彷徨》小说中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证明了鲁迅的小说是证实了毛泽东或列宁对于这些阶级的科学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鲁迅在‘五四’和以后一个时期便以其深刻的艺术的现实主义的力量真实地表现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农民的被压迫的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的真正的动力，但农民本身却具有他们的弱点，而知识分子呢?……当他们把自己‘孤独’起来的时候，他们是软弱无力，毫无作为的……无产阶级这种力量……鲁迅在整个写作《呐喊》和《彷徨》的时期，还是没有找到，没有认识到的。”⑩无论从20世纪80年代，还是今天回头来看陈涌的这篇论文，都会发现一种模式，正如魏绍馨批评陈安湖、陈尚哲，“他们常常不是从鲁迅的小说出发，经过具体的分析，论证得出应有的结论，而是先摆出某种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的一般原理，然后再从鲁迅小说中去寻找证据。”(11)在这种研究方法指导下，鲁迅的作品被最大程度地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去解读，突出鲁迅的“伟大的革命家”的身份，很多时候往往陷入为论证而论证，从而扭曲作品，走上了过度阐释的歧路，这集中体现在对于阿Q的解读上。陈涌在文中将阿Q作为鲁迅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的有力证据，“正是在反映中国农民的最可悲的落后性的阿Q身上，鲁迅证实了他的这个看法”。这正是王富仁所指出的“偏差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