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文化运动中，鲁迅凭借其创作实绩一举成就了文学盛名，这使他除了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的身份之外，又获得了新文学作家的称号。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鲁迅”这个名字和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了一起。身为新文学作家的鲁迅，在教育部又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主任，这使他对中国小说史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成为用现代眼光审视和描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第一代学者。与此同时，在西方大学课程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大学的国文系也相继开设了中国小说史的课程，急需中国小说史的任课教师。于是，对中国小说史有专门研究的鲁迅，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各个学校争相聘任的兼课教师。然而，学界对鲁迅兼课教师这一重要身份至今尚缺乏深入的阐释，尤其是没有从民国教育体制的视阈对其兼课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阐释。 鲁迅在学校担任教职的时间跨度很长，也很频繁。1909年，留学归国后，鲁迅便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1910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教师。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鲁迅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此后，鲁迅离开了学校的讲坛。1920年，鲁迅以兼职教师的身份再登讲坛。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从1920年到1932年，他授课(包括讲演)共计343次。当然，鲁迅实际的兼课次数可能比他在日记中记载的多。如1927年鲁迅在日记中只记载了兼课1次，从实际情况来看，鲁迅“1927年11月19日到中大，8月(应为3月——引者注)1日全校才正式开学上课，到了4月15日广州和中大就进行了反革命的大逮捕，学校无法继续上课”。①据此可以看出，鲁迅如果每周上课二小时或三小时，按照一个半月计算，共上了6周的课，其课时当不在12课时之下。这自然比日记所载要多。这种情形也许与鲁迅是体制内的有关，体制内的上课的薪酬不需像兼职时那样单独计算，没有必要在日记中记录下来。但是，鲁迅所记载的兼课课时基本上是准确的。如1923年，鲁迅被聘任为女高师的国文科第二、三两班讲师时，“每周讲课一次，每次一小时，于1923年10月13日星期六上午开始第一次讲课”。②鲁迅在日记中记载的兼课次数和他在女高师的实际授课次数基本上是吻合的。这说明，鲁迅凭借其新文学创作方面的显赫成绩，把他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兼课上。按照鲁迅在日记中记载的343次兼课的基数，再加上他每次备课和往返学校的时间，这大约相当于一年时间。对此，有学者总结：“鲁迅每周的讲授时间就得十小时，当时交通不便，事实上十小时等于五个半天，一个星期几乎去了一半。”③由此来看，连其文学创作的黄金期，鲁迅都拿出如此之多的时间到各个学校兼课，这肯定是有着多重的动因的。 鲁迅是在什么时间开始兼课的?据有关记载，最早是在1920年下半年。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八月六日“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④这说明鲁迅已经决定到学校兼课，并接受了聘书，但具体在什么时间开始兼课，其日记并未详细记载，本年度仅在12月24日有过一次记录：“午许季市来。午后往大学讲。”⑤参照相关回忆，这一时间是基本确认的：“从1920年8月起，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称北京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5月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⑥鲁迅的弟子也回忆道：“先生教课，是从民国九年开始的。”那么，从本阶段开始，鲁迅又在哪些学校兼课?据相关记载，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等校兼课。鲁迅在各校所兼的课程主要是中国小说史，后又增加了文艺理论、《楚辞》、中国文学史、文学论等课程。 鲁迅进入大学兼任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师，并不是缘于他新小说作家的头衔，而是得益于他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建树。这就是说，那些掌握着聘任权力的决策者，看重的是作为专治中国小说史的周树人，而不是新文学作家鲁迅。显然，这种情况既与大学课程的具体开设有关，也与新文学还未进入大学课程体系有关。随着现代大学的建立，中国小说史作为一门国文科的课程，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而有些新文学课程，则没有资格进入大学国文科。因此，鲁迅进入大学兼课与其新文学作家的头衔自然就无关了。 鲁迅在各校改兼中国小说史教师。1920年，鲁迅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小说史；1921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讲中国小说史。1923年，鲁迅担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专门学校等学校的兼任中国小说史教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除了主讲的“课程名称是‘小说史’之外，还曾讲授过一学期多的文艺理论”。⑦此外，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等一般学校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这说明，鲁迅在这个时期主讲的课程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国小说史，而是开始向“文艺理论”拓展。这既意味着大学的课程设置已经开始侧重外国的文学理论，也表明普遍注重对外国文学理论的介绍，显示了对新文学如何深化的路径有着理论思考。大学课程融汇外国文学的课程，这对促成大学文学教育版图的改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25年，鲁迅在打通“东西”之后，还深究古典文学的源头，为此，他又重新回到中国大学兼课。在此期间，鲁迅还主讲过《楚辞》：“鲁迅先生讲《离骚》，不是走人云亦云的路子，是根据他自己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语言介绍屈原，剖析作品内容及艺术评价，使我们感到‘新鲜’，获得新的知识。”⑧《楚辞》作为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按理说已经在大学课程中有所呈现，但它还是较之于中国文学史而获得特别凸现，表明了大学课程对古典文学的重视。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在主讲这类课程时没有“走人云亦云的路子”，而是注重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从而赋予了《离骚》以理论的生命力，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在创作《野草》时，其情思也与他主讲这些课程有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