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至10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这短短不足九个月的时间被称为他的“广州时期”。广州时期虽短，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留下很多话题，更蕴蓄了鲁迅思想的转变。 广州时期的鲁迅是“低产”的，从写作的角度说，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相对的“沉默期”。这期间仅有的一些文字，除书信外，多为翻译或编纂整理旧稿的附记和序跋，此外还有若干讲演的记录。这个“产量”，无论与其前其后的北京或上海时期相比，都不可相提并论。但显然，这样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是悠闲或懒散的，恰恰相反，广州时期的鲁迅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处于某种“高运转”状态。从书信、日记等材料可以看到，鲁迅的观察与思考不仅没有变得迟缓或停顿，甚至还变得更加敏锐、激烈，他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同时由于生活方面的漂泊感，他的心态全无文学家的余裕，反而处于一种高度精警的状态。换句话说，即便是沉默，这也是一种紧绷的沉默，反不似某些高产时期的松弛、舒展，而更像是蕴积着某种力量的调整或酝酿期。 一、沉默中的深省 鲁迅于1927年1月16日乘船“午发厦门”，18日午后“抵黄浦(埔)”。在厦门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离原先“少则一年，多则两年”①的计划差得很远。个中原因，他自己的解释是和厦门大学校长及个别教授的冲突，也有研究者认为是为了早日与许广平会合。总之，厦门的四个月是让鲁迅倍感孤独、幻灭的一段时间，因而，及早离去、换个环境，且与思念的人相聚，当是他提前赴穗的原因。 在从厦门到广州的船上，鲁迅给《语丝》同人李小峰写了一封长信。在信的末尾，他说：“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我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②这段话里的无奈与沉重，是他离开厦门时的心情，也是离京南下前后整体心境的延续。可见，在厦门的一百多个日夜，不仅没有使鲁迅从一种“冲突”的状态中得到解脱，反而愈发令他沉重、愤怒乃至于幻灭了。 这种沉重和幻灭的情形，到了广州依然未得好转。可以说，在鲁迅的经历中，闽、粤之行连成了一个阶段，他在这里经历了人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在亲身经历了学院政治，做了一回(两任)大学教授之后，鲁迅对教育界的全部希望真正幻灭了，从离开教育部到逃离大学，他彻底远离了以学院为核心的教育界。可以说，在日本的那次“弃医从文”之后，这一回，他“弃教从文”，最终走向了上海十年的独立思想家和自由撰稿人阶段。 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职，并非鲁迅的第一份教职。不算早年在杭州、绍兴的中学任教经历，至少还有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的各种高校兼职，尤其是在女师大兼职期间，他深深介入到学生与校方的斗争之中，完全不同于只按钟点任课的兼职教师。但即便如此，真正全职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还是在厦门大学开始的。选择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区、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鲁迅的本意大概也是希望找一个不“热闹”的地方，远离京城的“教授圈”，以便做些切实的事情。所以最初，他的设想是“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③。许广平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蓄一点必需的钱。”④但事实并不如他的想象，这在他到达的第三天就明白了：“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⑤厦大的校长和教授们并不能在思想上与鲁迅达成共鸣和交流：校长主张尊孔复古，学生被要求用文言写作，每周的周会依然“之乎者也”，并且还要在孔子诞辰举办“恭祝圣诞”的盛会。此外，所谓的校董制决定了谁有钱谁就有发言权，这些都让鲁迅倍感失望和无奈。同时，学院内部也是一样的保守、僵化，且对“现代评论派”名流多有追随、奉承，这更令早与此派分道扬镳的鲁迅感到隔膜和难受。以至于鲁迅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感慨：“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⑥ 离开厦大前往广州，中山大学的苦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四一五”之后，“被血吓得目瞪口呆”⑦，目睹青年的牺牲、革命内部的背叛，鲁迅不断表示出难以言说的沉痛，诸如“时大夜弥天”⑧、“虽生之日，犹死之年”⑨之类的表达处处可见。这种愈加深重的痛苦一直伴随着他在广州的日夜，但也正是这种不同于北京时期的别样的孤独与苦闷，促使鲁迅继续着他对时代、革命、新文化，以及知识阵营的进一步观察与思考。 从身心俱惫想换个环境做点儿实事的初衷，到“不能写，无从写”⑩的现实所迫，鲁迅的“沉默”也因为经历了太多事情而发生了质的改变。换句话说，有意转移注意力的“沉默”和“无话可说”的“沉默”是不同的，这也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