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何其芳和卞之琳、沙汀一起辗转去了延安，但他们三人后来却同途而殊归：卞之琳、沙汀先后离开了延安，何其芳则继续留在那里，且思想进一步转变。沙汀本就是中共党员，去延安前后的文学创作、精神特质的反差并不大，所以并未过多受人诟病；卞之琳依旧无党无派，且来去都在他预定计划之内，所以对于他人的“惊讶”或“怀疑”，他可以自信地说：“……我还是我。我坐既未改姓，行又未改名。在抗战观点上来说，则我还是一个虽欲效力而无能效多大力的可愧的国民。……”①何其芳则不然，他的生活、思维以及文学书写都有了不容忽视的变化(尤其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因而他当年就面对徐中玉、萧乾、艾青以及中国青年社诸公的批评与质疑，《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和《一个平凡的故事》即其不得已而回应之作。如果说，因此前已有了徐中玉的书评和萧乾的去信，故而他回复艾青的信中已渗进辩护时的激动，那么，到中国青年社1940年还纠缠于“你怎样来到延安的?”这个问题时，何其芳简直压制不住自己的困惑了。在正式回应前，他连珠炮式的发问，②以及他对其他来到延安者既往道路的咨询，③就是明证。然而，何其芳的尴尬远未结束：他生前即被称为“一个问号”，多次或主动或被动地阐释自己思想进步而艺术退步的原因；在他身后，与之相关的“何其芳现象”成为描述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个热门词汇，最近都还有学者在费心劳神，要辨析到底有“两个何其芳”还是“只有一个何其芳”。④或许可以说，对何其芳而言，1938年夏的“走向延安”，的确就是一块不易忽略的“界石”。⑤“1938年……是抗日战争初期汹涌澎湃的来潮激动人心、而在我的一生里又是把我划分为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的难忘的一年。”⑥何其芳这段自述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何其芳研究来说，如何理解、阐释1938年夏的“走向延安”问题，也是一块准确认知何其芳的“界石”。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何其芳的走向延安，视为是他选择革命、扑向光明的表现。方敬就认为，“……在成都约有半年时间，其芳的思想和写作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作出选择，一生中非同寻常的选择。冲出黑暗，扑向光明、果断地，他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延安。”⑦沙汀则认为，何其芳之所以会在听到他将去延安的消息时去找他同行，是因为他的《论工作》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就已表明“他对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积极拥护的”。⑧而何其芳的重要阐释者周扬，则将其“来到延安”作为他“走到革命的道路上”，“从个人主义走向了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志，并指出他“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突变，一个飞跃。”⑨这些赞扬者的论述，均将抗战作为何其芳思想转型的重要背景，而将他的走向延安之举直接与走向革命相关联，从而为分出何其芳的前后期，或区别“文学何其芳”与“政治何其芳”奠定了基础。但一直以来，认为何其芳从《画梦录》到延安的道路影响到了其取得更大文学成就的可能性，为其“思想进步，艺术退步”而深感惋惜者不绝如缕。对于赞扬、批评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段从学、李杨等重审了何其芳转型提法中的偏差。段从学从现代性语境出发，认为何其芳从《画梦录》到延安的“何其芳道路”有着隐秘的通道，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迷惑于他的这种选择者，是“一直停留在‘延安’的核心而又对此毫无反省”⑩的结果，是“认定革命的政治现代性高于文学的审美现代性”(11)的结果。李杨注意到何其芳本人对“因抗战而改变自身”这一观点的反对之词，认可他的《画梦录》“和延安中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以及他有“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的说法，从而指出，“在何其芳看来，‘早期何其芳’与‘延安何其芳’之间——其实也是‘文学何其芳’与‘政治何其芳’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他面向延安的启程，其实早在‘预言’时期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何其芳只有一个，根本不存在‘两个何其芳’!”(12)“只有一个何其芳”的论断，虽肯定了何其芳的政治身份，但否定了抗战促成何其芳转向说，从根本上模糊了1938年之于何其芳“走向延安”的“界石”意义。 不管是赞扬、批评其转型者，还是对这种道路进行重评者，都必然涉及到何其芳的《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和《一个平常的故事》。李杨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这两篇‘解释自己’的重要文章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关注，更谈不上认可。”(13)然而如若细审历来的何其芳研究成果，我们当会发现，其实不是它们未受关注、未被认可，而是研究者们关注、认可的部分存在分歧。但不管是何种情况，论者们都或忽略了何其芳遭遇的“周作人事件”对其选择延安的重要意义，或虽提及却语焉不详，甚至存在误读。而事实上，从《画梦录》到延安之间的何其芳，还走了一段不短的寂寞道路。这段时间的寂寞体验，是促成他选择延安的重要因素。而“周作人事件”，则是导致何其芳遭遇寂寞体验的核心部分。 1939年12月10日，何其芳在《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抗战发生了。对于我抗战来到得正是时候。它使我更勇敢。它使我回到四川。它使我投奔到华北。它使我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看见了我们这古老的民族的新生的力量和进步。它使我自己不断地进步，而且再也不感到在这人间我是孤单而寂寞。(14) 去了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之后“不再感到孤单而寂寞”，显然就意味着，在他去这些地方之前，他是孤单而寂寞的。即是说，何其芳的寂寞道路，不仅涵括论者们早就注意到的幼年到《画梦录》完成这一段，还应包括论者们忽略的《画梦录》之后至他去延安的1938年8月这一段。 其实，关于后者，何其芳已经在《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和《一个平凡的故事》中反复讲述过。相对而言，《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因侧重于为《画梦录》辩护，(15)故而对其过往道路并未全面谈及。但即便这些文字忽略了四川万县部分，简化了天津南开、山东莱阳、四川成都的体验，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他所言的苦闷和寂寞。而在另一辩护之文《一个平凡的故事》中，何其芳对自己“到延安去以前的思想变迁”(16)进行了相对完善、深入的呈现。该文共五部分，二三四部分是主体，其中，第二部分讲述他从幼时到大学期间的寂寞体验，在篇幅上，远远弱于勾勒他去天津、山东、万县、成都四地的生存实感的第三、四部分。以往论者多关注这些生存实感带给何其芳的触动，然而仔细读来，何其芳其实还描述了他那寂寞的道路在新环境更迭中的持续：在天津任教时，何其芳只有惟一一个朋友，看起来“还算很强壮的”却会“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17)的朋友，这显然映照出他处境的阴暗、心境的黯淡；在山东莱阳时，他只有与那些师范学生在一起才不觉得孤独，背景色泽的沉郁一望可知；在四川万县，他遇到的是成天打麻将，关心职业和薪金甚于抗战的教员们、公开鼓吹中国打不赢日本的校长、称热心为抗战募捐的学生为神经病的主任、一大群安静而老成的学生，他找不到一个伙伴，因而时时吞咽着孤独的苦泪；到了成都，他办《工作》杂志时，更是遭遇了同伴的不理解、讽刺，所以他“感到异常寂寞”。(18)可见，他在天津、山东、万县的寂寞体验，导致他来到成都，而他在成都感到的“异常寂寞”，导致他去向延安。在成都的寂寞体验，是促成他决绝离开的关键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