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它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前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运动等，依据的材料基本上是参与者和评论家的言说，对研究对象进行史的定位的是文学史家，普通读者的阅读及其感受基本上被忽略了。“文学生活史”研究试图打破这种“内循环”，将触角延伸至文学得以社会实现的终点——读者。当然，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也属于广义上的读者，但他们的阅读和对作品的阐释却是专业的，主要是工作而不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普通读者的文学阅读却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圈内人的顾忌，所以他们的阅读和感受便自然而真实，能够反映出文学发展的比较本质的一些方面，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本期发表的这组文章，在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的概念，并从三个不同的侧面作出了初步探讨，以期引起文学研究界更多学者对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兴趣与关注，使这一研究得到拓展与深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7]10-0073-07 “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的提出，是想对现有的文学史研究格局有所突破。文学研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方面：作家的创作、作品的出版发行、读者的阅读和评论家的评论。其中，作家的创作及对作品的言说、品评和文学发展史的梳理总结，属于“文学史坐标”，是传统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而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应置于“阅读坐标”，即“文学生活史”研究。 当然，任何概念和范畴的确定与分类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偏颇，本文提出“文学史坐标”与“阅读坐标”这两个概念，除了便于论述外，主要是为了区分专业的文学从业者(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的文学实践。前者的文学实践是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的重点：作品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对作品优缺点的分析与评价，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前人的继承和对后人的启示，也即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而后者关注的是普通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为什么是这一部而不是另一部)、评价和所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的表现形态。这后者就是“文学生活史”研究的重点。 其实，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以往的文学史研究虽然也会关注读者的阅读，只不过重点一般不会放在这方面，用力最多的还是作家作品本身的分析评价，或者对文学现象、流派、社团的描述与阐释，这固然也是必要的“侧重”。如果在“侧重”这些方面研究的同时，尽可能照顾一下读者阅读的反映，把读者反映和以往多所“侧重”的研究结合起来，互相印证，那研究肯定更加丰富，也更符合实际。完整的文学史研究，不能只强调“文学史坐标”而忽视“阅读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偏重读者阅读的“文学生活史”研究，是可以和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相辅相成的。“文学生活史”研究当然也可以独立进行，但最终目的却应该是丰富文学史研究。具体来说，文学史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作家本人对作品的阐述、当时的评论和其后文学史家的梳理与总结，但不能忽略了作品社会实现最重要的对象——读者的感受和声音，如果将几方面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的把握，互相参照、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将会更加全面、立体地展现作品的时代影响和历史贡献；重视不同时期受众的阅读感受，将会从更加实际、活生生的层面对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的言说，起到一定程度的补充和纠偏作用。 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在重视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文学史坐标”的同时，给予“阅读坐标”一定程度的关照，既能够为文学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拓展新的学术生长点，又是关注民生的现实需要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体现，对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创作、文学传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将拓宽以往文学史研究的领域与视野，为学科建设和发展增添新的学术活力。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阶段性的史的书写，可以追溯到1935年由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中的各集“导言”。《大系》是一部作品选集，它的编选者既是“五四”新文学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又是具有深厚学识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作品的选择独具慧眼，尤其是置于各集前面的长篇“导言”，更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最具广度和深度的历史总结，就像有人指出的，《大系》的每一篇导言“便是最好的那一部门的评介，假使把这几篇文字汇刊起来，也可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最好综合史”①。不过，《大系》的成功尽管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在当时毕竟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它的出现需要特定的历史机缘，很难形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完整形态的持续性的史的建构。1949年以后，以1980年代中期为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有两种基本模式：政治型文学史和人本型文学史。前者主要是指1949年后被纳入国家体制的文学史写作，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它的政治工具属性：“将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纳入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规范，不论文本构成的逻辑结构、观照新文学的文学史观、评述新文学的价值标准或者书写主体的运思方式、话语表述，都不能出离既定的政治框架和逻辑思维。”②政治型文学史彰显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价值观念，强调阶级分析，秉持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对作家作品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定位与定性。尤其是伴随着“极左”思潮的不断冲击与政治斗争的日益强化，文学史政治属性的偏执与误读也愈演愈烈。进入新时期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开始逐步突破政治理论框架与政治写作模式的束缚，由政治型文学史向人本型文学史转变。所谓人本型文学史，遵循的是“文学是人学”的基本理念，重点突出政治型文学史写作所忽视和冷落的“人”的因素，给予文学史写作主体、研究对象以应有的尊重与审视。 上述两种文学史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甚至有对立的倾向，但都属于“文学史坐标”上的研究；同时，它们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忽视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普通读者的参与，只局限于作家、评论家以及研究者之间的“内部对话”，阻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获得进一步的质的突破。由于它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相同的、视野是固定的，致使研究陈陈相因、步步为牢，日渐走进“象牙塔”，丧失了文学史研究的活力及其与现实社会的联系，这也是目前文学史著作虽然在数量上蔚为大观但缺乏能够使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之作的原因所在。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的提出就具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与价值：它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传统疆域，把以往“内循环”、“挖井式”的文学史研究向“外”、向“广”扩展，借助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把注意力放到大量普通读者身上，看他们所传递出的普遍的趣味、审美和判断”③，从而能够更准确、更切实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开启文学史写作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