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创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对西方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的全方面的译介和接受。而作为东亚现代史上的先发国家，被竹内好视为优等生的日本，在中国借镜西方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中介作用。仅就鲁迅而言，留日时期的鲁迅正是在日本的大正年代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获得了对西方文学与哲学新知的历史性认知。“五四”之后的鲁迅对厨川白村的翻译与介绍，也构成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史上一个令学者屡屡反顾的典型案例。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鲁迅的理论兴趣转向左翼思潮的过程中，则侧重参详的是日本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翻译，也应和了30年代中国学界大批量引进西方文学与思想资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潮向。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集中出版了一批译介西方文艺思潮的著述。譬如宫岛新三郎的《欧洲最近文艺思潮》以及升曙梦的《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即是现代书局推出的既有概观性又有专题性的专著，两部书的作者都是30年代在中国形成了影响力的日本知名学者。 有当代研究者这样介绍《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的作者及其著作：“宫岛新三郎(1892—1934)以研究世界文艺思潮史、文学批评史见长。他著有《欧洲最近的文艺思潮》、《明治文学十二讲》、《大正文学十二讲》、《文艺批评史》、《现代文艺思潮概说》等。中国译有他的《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现代书局1930年版)、《现代日本文学评论》(开明书店1930年版)、《文艺批评史》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艺批评史》。《文艺批评史》以欧洲文艺批评为主，对世界文艺批评的起源发展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在日本属于这一领域中先驱性的著作。该书1928年在日本出版后，当年中国就有人把它编译成中文，以《世界文艺批评史》为题出版(美子译述，厦门国际学术书社版)。1929年和1930年，先后又有上海现代书局和开明书店出版了黄清嵋和高明的两个译本。宫岛的《文艺批评史》是现代中国翻译的唯一一种世界文艺批评史著作。”① 与宫岛新三郎的全景式的《文艺批评史》相比，这部《欧洲最近文艺思潮》讨论的时间段比较集中，侧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文艺思潮。宫岛新三郎在序言中这样定位自己的这本书：“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目的是在于欧洲文艺的主要思潮的最简明且要约的叙述；所以可以说是欧洲文艺史的入门书。在这小册子里，比较着重的是现代，尤其是大战前后的文艺思潮——换句话说，便是浸透了全世界底以社会意识为基础的新兴文艺的思潮。类似的书，虽并不是没有，但是把现代的文艺思潮和旧文艺思潮对照观察的，却或许只有这一本。因此，这本书量虽不大，却是多少有些自负的呢!”尽管作者认为该书对于东方读者了解西方的“新兴文艺”，只是一本入门性的小册子，但作者“把现代的文艺思潮和旧文艺思潮对照观察”，构成了本书一大特色。《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由五个章节构成：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的源流、浪漫主义的消长、现实主义运动、新浪漫主义诸相、改造期的文艺思潮，大体勾勒了西方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即“新浪漫主义”)的文艺发展的历史轨迹②。 而升曙梦则是介绍俄苏文学最力的日本学者，《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中译本近700页，对当时的中国学界而言，堪称是皇皇巨著。《现代》杂志刊登的关于该书的广告这样评价这本书在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研究领域的特征和价值：“本书分列各著名作家，衬以时代思潮而详述俄国现代的文学，上溯至正当全俄国上下的人心被灰色的暗影所笼罩住的一八九○年，下及于苏联治下的一九三○年。议论见解，均极精辟而有独到之处。著者升曙梦为现今日本最闻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已半生埋头并浸沉于俄国文学研究之中，于俄国文学有极深切的体会。此书即系结晶其半生的研究而成，其价值可见。关于论述俄国现代文学的专书，如同本书那样详备卓出的，实属罕见。本局特请许君译出以饷一般研究俄国文学者，并备大学外国文学系学生作为重要参考用书。”③《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的特出价值，可能主要在于它是一部论述俄国现代文学的“详备卓出”的专书。 除了现代书局出版的《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升曙梦的关于俄苏文学的近十种著述也基本上被译介到中国文坛，其中大部分都翻译于30年代，迎合了中国文坛了解俄苏文学的热情。升曙梦在《写给中译本的序——呈译者许亦非君》中的一番话，多少道出了中国文坛关注俄苏文学的内在原因： 原来，我是个认为在贵国与俄国之间是有着很多的共通点的一人。在国家的特征上，在国民性上，在思想的特质上，这两个国家是非常类似的。在这意义上，即使说中国乃是东方的俄国，俄国乃是西方的中国，似乎也决非过甚之词。所以，俄国文化，比之世界任何一国，我相信在贵国是最能接受并最能正当地理解。就从那一点来说，本书由着你的秀逸的翻译和非凡的努力，比之在日本，在贵国怕会看到更多的成功吧，我私自这样期待着。④ 升曙梦的判断颇有远见，堪称预言了中俄两国在未来的几十年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中俄之间的共通点，除了升曙梦所谓的“国家的特征”、“国民性”以及“思想的特质”上的类似，恐怕还在于30年代苏联的当下，即是中国的未来。《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的译者许亦非在《译后记》中写道： 片上伸氏曾说：“俄国是从最初以来，就有着当死的运命的。……”但俄国却毕竟已摆脱这所谓当死的运命而自行苏甦了转来，在这苏甦转来的过程中，俄国的文学是与有大力的；至少可说是因为有这文学的推动力，俄国这才至于苏甦过来了的。中国在目前，也正如过去的俄国一样，已有当死的运命临到头上；然而，中国目前的文学又何其这样浮浅而毫不隐含着一点深沉的力呢?这译本倘能略略使惊觉到这一点，为译者的我，就已十分满足了。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