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7)-4353-05 李煦(1655-1729)，字旭东，又字莱篙，号竹村、竹村居士，以父荫(乃父李士桢官至广东巡抚)历任内阁中书、韶州知府、宁波知府、畅春园郎中(总管)、苏州织造。在任苏州织造的30年中，曾管理浒墅关税务，与江宁织造曹寅轮番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共11年，并四迎奎驾。康熙五十六年(1717)，加户部右侍郎。雍正元年(1723)正月，以亏空库帑被革职抄家。五年，又因曾为雍正帝政敌胤禩买苏州女子事发，被流放打牲乌拉(今吉林市北松花江东乌拉街)。七年三月，卒于流放地。 由于李煦是曹寅的内兄、曹雪芹的舅祖，也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原型之一，因而，理清李煦的家世、生平、交游及其思想观念，对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兴衰、《红楼梦》的创作背景、素材取资以及思想意蕴等，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因此，有关李煦的生平史料，向为红学研究者所重视。 1969年12月11日，方豪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发表《李煦：和西洋人直接交往的红楼梦人物》[1]一文，披露他从光绪年间天主教司铎黄伯禄辑《正教奉褒》中所发现的一则有关李煦与西洋人直接交往的新史料： 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上谕：“前闵明我领兵部咨文，差往西洋，今该回到。兹差安多到广东墺门去接。若闵明我带有精通天历之西人，着取来京听用，其余随便居住。特谕。”十四日上谕：“差董殿邦、李煦同安多往墺。”十六日上谕：“安多前病，气力尚未全复，旱路难当，可以到济宁州上船，带殷铎泽往杭州本天主堂，照前居住安养，后到墺门。往回慢走。特谕。”十七日，殷铎泽、安多趋赴畅春园谢恩辞行，蒙赐筵宴，并琼玉膏一瓶。上谕殷铎泽曰：“你老人家今有安多，并差官，作伴同回，朕可放心。”临行，上又念其走路艰辛，命载之御舟，由河而出。①方豪结合有关背景材料，从这段文字中掘剔出最重要的信息：时任畅春园郎中的李煦曾协同内务府营造司员外郎董殿邦于康熙三十一年奉旨“南下至粤”，“陪同比利时教士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到澳门迎接出使俄罗斯归来的意大利教士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 1639-1712)，同时也护送意大利教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至杭州”。正如方豪所自诩：这条史料的发掘，“是《红楼梦》研究史上一大发现”，它“绝无疑义”地证实了李煦与西洋人发生过直接交往，是曹雪芹先人与西洋人存在直接关系的明证，“值得‘红学’的爱好者欢欣”②。 笔者受方先生启发，近年在阅览有关中国天主教会方面的文献时，也留意搜求李煦与西洋人接触史料，结果颇有收获，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端： 其一，李煦于宁波知府任上曾接待过洪若翰、白晋、李明、刘应、张诚等五名法国耶稣会士。 在法国神父、汉学家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2]所收《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1703年2月15日于舟山)》、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3]所收《第一封信 致蓬查特兰大臣暨国务秘书阁下(暹罗——北京之旅)》以及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rd Verbiest; 1623-1688)等辑录《熙朝定案》[4]中，都从各自角度记述了这样一件史实：1687年7月23日，洪若瀚(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李明、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等五名法国耶稣会士由暹罗附粤商王华士之船到达宁波，首先被带至海关衙门讯问来华的“原因是什么”，“是在追求什么”。洪若瀚等答说是应南怀仁神父写信邀请前来中国的，“我们的计划是在此停留下来，与我们的兄弟一起为真正的上帝服务”。驻守宁波的军(浙江提督、宁波总兵)、政(宁波知府)、海关(浙海关监督)官员们出于“对南怀仁神父的格外尊重”，加上“当时气温极高，使人无法再呆在船上”[2](P262)，经过会商，同意五教士在城市的近郊买房居住。但却遭到排斥基督教的浙江巡抚③金
的阻止。他一面给“宁波的巡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威胁信”[3](P36)，责备地方官员允许五教士上岸居住；一面将洪若瀚等五名西洋人到达浙省的情况及其“欲往苏杭天主堂探望同教之人，如肯容留，情愿长住内地”的愿望奏报礼部，但奏疏中故意隐瞒了洪若瀚等五人的传教士身份及其来华传教目的，只称他们作“西洋人”，致使礼部误认为是“外国贸易人员”。金
在奏疏中还建议：“以后凡贸易客商不许擅自携带外国人入内地，以杜奸弊。”礼部根据金
奏报的情况及建言，拟定了“洪若等五名不便久住内地，应交与该抚发出边境，令伊回国”的部议[4](P166)。但五教士“在刚到达宁波时就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们一面给在杭州传教的殷铎泽写信，“请他接受我们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传教”，一面通过殷氏将他们五人抵达宁波的消息知会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南怀仁神父，并“请他指导我们在一个尚不了解的国度该如何待人接物”。南怀仁在得知礼部作出将五教士驱逐出境的部议后，密信奏报正在塞外巡视的康熙帝，说洪若瀚等五人“是他的教友”，企图借皇帝之力改变礼部的决议。康熙接报后，认为这些西教士的数学、历法知识可能对他有些用途，于是否决了部议[3](P37-38)，并下旨：“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4](P166)旨到浙江后，巡抚金
虽深感受挫，但君命难违，不得不执行圣谕。李明信中提到：“他指派宁波的巡抚全面负责我们从宁波至杭州的旅行事宜，为我们提供船只，命一名小吏护送我们，以免我们途中缺少什么。”[3](P40)经过五天的行程，五教士顺利到达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