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7)03-0078-06 王拓的短篇名作《金水婶》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鬼子的中篇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是大陆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叙事的代表作之一。不管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还是新世纪大陆的“乡下人进城”叙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转型(大陆的社会转型，自改革开放之后全面展开并加速，台湾则于20世纪50年代全面展开，至70年代基本完成)。两篇小说虽出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作家之手，但所描写的故事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与社会转型相关的“乡下人进城”(乡下父母进城找自己的儿女)故事，且故事结局无一例外都是父母遭到伤害并导致了死亡。不过，同样的故事，两位作家的讲述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它们带来的不同效果，很值得我们深思。 一、重人物性格还是重故事情节 《金水婶》(后文简称《金》)的主人公名叫金水婶，她和老伴住在基隆近郊一个名叫八斗子的渔村，以挑担卖杂货为生。老夫妻为支援儿子投资倾其所有，但儿子却被骗，致使二人拖欠了“会钱”，无奈之下，金水婶只能进城向儿子求助，但是当衣衫褴褛的她去到高雄的儿子们家时，那些她辛苦抚养大的、在城市过上体面生活的儿子们却拒绝了她。而当她伤心无助地回到村子，却又遭逢了更大的不幸——丈夫离世。投资被骗、儿子无情、丈夫暴卒、村人逼债……一连串的打击使得金水婶陷入了绝境。 《瓦城上空的麦田》(后文简称《瓦》)的主人公名叫李四，这个乡下老汉生日那天因儿女们忘记了他的生日，一怒之下进城。但在儿女面前，他又不便发泄，失望生气之际便来到大街上，结识了在瓦城捡垃圾的“我”的父亲。父亲为李四鸣不平，准备带他去教训儿女，结果途中却遇车祸去世。出于报复，李四恶作剧地把“我”父亲的骨灰盒连同自己的身份证放在儿女门前，不想儿女们竟信以为真，带着骨灰回家奔丧，从而导致李四的老伴不堪打击去世。李四在“我”的帮助下试图向儿女说明情况，但身份证丢失无法证明身份，反被认作诈骗，几次三番之后，伤心绝望的他撞车自杀。 两篇小说讲述的都是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故事，“进城”起因虽稍有不同(李四是出于感情需求，金水婶是寻求物质帮助)，但过程、结果却大致相同——都带着期望而来，伤心失望而归，并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死亡。更重要的是，两篇作品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所表达的主题似乎也并无二致，即都是通过以血缘亲情为根基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受破坏，展现社会转型(现代化)对社会、人心的冲击。 但同样的故事和主题，两篇小说的写法却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首先是叙事视角上的。《金》采用的是传统的非聚焦型(零度聚焦)，作品开头描写的是八斗子渔村的日常一景：“一到了下午，太阳就显得格外炎热，白炽白炽的，一点都不像已过了中秋的天气。渔季已经过去了，海上空荡荡的，所有的船只都拉到岸上，横七竖八地搁在沙滩准备整修了。路上静悄悄的，只有几只土狗跑来跑去，互相追逐着。”这个“日常一景”，包括了时间、地点、气候等环境要素，介绍这些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主人公金水婶出场。她一出场，叙述人又介绍她的外貌：“她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外形与她生儿育女的成就简直不成比例。今年已经五十几岁了，皱纹层叠的前额与松弛的双颊显得很干枯，头发经常从前额挽向后脑，梳成一个圆形的髻，梳得水光滑亮的，露出高广的额头。鼻子高高的，略呈鹰钩。肩胛扁窄瘦削，从腰以下却圆墩墩的，经常穿一身灰黑的粗布衫裙和布鞋，都浆洗得泛出白色来。”在这段外貌描写中，“瘦小”“皱纹层叠的前额与松弛的双颊”“粗布衫裙和布鞋”“浆洗得泛出白色”等细节，向我们“暗示”了金水婶的贫苦、勤俭。 《瓦》的视角则基本上是内聚焦型。小说叙述人是“我”——一个跟着父亲在瓦城捡垃圾的小孩，作者安排由他来讲述李四的故事。在开头部分，即先由“我”述说自己的情况：“我”和父亲被母亲抛弃，父亲中断了“我”的学业，并带“我”到瓦城捡垃圾。在这个有些啰嗦的开头中，没有任何关于李四的信息，但它绝非可有可无，因为它首先为故事设定了一个叙述人“我”。而随着故事进行，我们发现，让“我”这样一个“六岁多还不到七岁”、与李四的故事介入(尤其是感情介入)能力有限的儿童来讲述李四的悲剧，作者显然是有一定用意的：这样可以使整个叙述与李四的悲剧拉开距离，即所谓“平平淡淡的叙述，却讲述着精彩十分甚至惊心动魄的故事”[1]。如此，故事的精彩程度或悲剧的惨烈程度便进一步升级了。也就是说，这个开头的功能不仅是设置故事叙述人这么简单，它还为这个故事的悲剧效果助力。 两部作品叙述人、叙述视角的设置已经能让我们初步感受到了一种差异：《金》以全知视角介绍环境、描绘肖像，为的是刻画人物(性格)；而《瓦》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展开李四的悲剧，意在渲染这悲剧，所倾重的是故事情节。 这一差别此后随着故事进一步被讲述愈加凸显。《金》开篇介绍金水婶出场后，接着便转入了对金水婶悲剧遭遇的描写。这一悲剧性遭遇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进城之前、进城和进城之后。仔细观察这一过程我们会发现，其故事性并不是特别强：金水婶进城向儿子们求助，却失望而归，归来后遭遇丈夫病逝、村人逼债……这一切都没有超出日常生活的常见范畴——即便丈夫离世这一突发事件，因为小说之前也已经介绍过金水的暴躁脾气，所以也并不显得突兀。因此，在《金》中，故事情节(尤其是苦难性故事情节)并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的重点是打造金水婶这个人物。在“进城之前”部分，作者对金水婶及其性格已有初步打造，这里主要靠两个细节：一个是开篇写金水婶在卖杂货时，邻居旺嫂的儿子因为想吃芝麻饼受到旺嫂呵斥(这其实是乡人常见的赚人便宜的小伎俩而已)，金水婶却免费给了孩子饼吃；另一个细节是金水婶卖杂货“从来也没记过账”，有些不厚道的妇人便趁机欺蒙，金水婶也并未太计较。两个细节烘托出的是金水婶的善良淳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