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

      

      过去大家谈生活体验的多，谈生命体验的少。我在生活、阅读和创作过程中，意识到生命体验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极为重要。在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我读了米兰·昆德拉译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把昆德拉的《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照阅读，发现这两部作品在题旨上有相近之处，然而作为小说写作，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从写作角度探寻其中奥秘，认为前者属于生活体验，后者已经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了。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如同生命形态蚕茧里的“蚕蛹”羽化成“飞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心灵和思想的自由，有了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蚕蛹”才能羽化成“飞蛾”。“生活体验”更多地指一种主体的外在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则指生命内在的心理体验、情感体验以及思想升华。

      意识到生命体验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在我来说，有一个逐渐体悟的过程。

      1985年11月份，我写成了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小说与我此前写的中短篇小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由一直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对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我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

      我这种创作焦点的转移，与我的生命体验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有关，也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的创作动向和文学思潮有关。中国文坛当年出现的“寻根文学”创作及有关理论探讨，对我很有启示。但是我很快发现，“寻根文学”的走向是越“寻”越远，“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我很失望，我认为，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里，而应该到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之根。寻根的方向是对的，但不应该到远离人们当下生活的地方去寻，而应该到正在生活中的广大人群中去找。当时兴起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也给我以极为重要的影响，我甚至有一种茅塞顿开悟得天机的窃喜。我理解这种理论对于创作中人物描写的启示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能否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自喜欢上文学创作，就知道现实主义至为神圣的创作目标，是塑造典型性格的人物。我从写第一篇小说就实践着典型性格人物的创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在作着这种努力。我已经写过几十个短篇小说和七八部中篇小说，却没有一个人物能被读者记住，自然说不上典型了。我曾经想过，中国古代几部经典小说塑造的张飞、诸葛亮、曹操、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孙悟空、猪八戒等典型性格，把中国人的性格类型概括完了，很难再弄出新的典型性格来。我也想到新文学，仅就性格的典型性而言，大约只有阿Q和孔乙己。在接受了“文化心理结构”说之后，我觉得我获得了塑造《白鹿原》人物的新途径，我重新把正在酝酿着的几个重要人物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再解析过滤一回，达到一种心理内质的准确把握，尤其是白嘉轩和朱先生，还有孝文和黑娃，他们坚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操守，面对社会种种冲击和家庭意料不及的变异，坚守或被颠覆，颠覆后的平衡和平衡后的再颠覆，其中的痛苦和欢乐，就是我要准确把脉的心灵流程的轨迹。甚至，为了实现从这条途径刻画人物的目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限制，不写人物的外貌肖像，看看能否达到写活人物的目的。

      写作《白鹿原》之前，我在农村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的，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现的能力。柳青、王汶石这两位作家，是我的文学前辈，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农村题材获得全国声誉且影响甚大的两位作家。这两位作家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都让我沉醉。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我的早期小说，有人说过像柳青的风格，也有人说沾着王汶石的些许韵味。我想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当年听到时还颇为欣慰。但是到了1985年，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下也不长草。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就需要一种脱胎换骨的剥离。1983年春夏之交，妻子儿女的户籍转入城市，我把村里原来分给妻子儿女的土地交回村委会，自己没有住进城市，反从原来供职的区文化馆所在的灞桥镇搬回地理位置甚为偏僻的老家。我想找一个清静甚至冷僻的环境，读书思考，尤其是需要冷下心来，回嚼我亲身经历的生活。白鹿原北坡根下祖居老屋这个写作环境的选择，无疑最适宜我的回嚼。我后来回忆原下老屋十年的写作生活，生出一个剥离的词，取代回嚼，觉得剥离一词似乎更切合我那十年的精神和心理过程。

      自1985年秋天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创作欲念，到最后完成删减和具象，足足用了两年半时间。我把最后完成基本构思说成删减和具象，似乎更切合《白鹿原》构思过程中的特殊体验。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读书除了不去不行的会议除了非做不可的家务以及不吐不快的少量写作，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白鹿原隔灞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我第一次把眼光投向白鹿原，预感到这原上有不尽的蕴藏值得去追寻。我在这个原上追寻了两年多。我曾经深切地感知到穿透这道太过沉重的原的软弱和平庸，深知这会直接制约体验的深浅，更会制约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的发生。我在反复回嚼这道原的过程中，尤其着意只属于我的独自体验的产生，得益于几本非文学书籍的认真阅读，我终于获得了可以抵达这部小说人物能够安身立命境地的途径，我也同时获得进行这次安身立命意义的长篇小说写作的自信，探究这道古原秘史的激情潮涌起来。自我感觉是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次突破，也是一种转折。此前是追寻和聚拢的过程，由真实的生活情节和细节诱发的想象产生的虚构，聚拢充塞在我的心中，取舍的犹疑难决和分寸的把握不定形成的焦灼，到这种突破和转折发生时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删减过程。删减的过程完成得比较顺利，整个白鹿原很快删减到只具象为一个白嘉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