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318(2017)03-0051-06 在杨绛的《干校六记》中，有一段她和钱钟书在菜园子里的对话：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① 在这里，杨绛极其明确地声明，之所以面对干校时期的困境也死心塌地，是因为建国后选择留下“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选择”、如何选择、凭借什么进行选择，这些对杨绛而言都是生命中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她的创作和思想中也有较多的反映。和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具有的强烈的忏悔意识相比，杨绛在回忆过去的人生选择中，则多次表示“无悔”，其无悔的原因，并不是事后证明这些选择具有现实上的或道德上的正确性或正义性，而是这些选择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无独有偶，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②对“选择”这一概念，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深思，并提出了“绝对选择”这一哲学概念，对我们理解杨绛作品中有关选择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也有益于我们借助“绝对选择”理解杨绛诸多人生选择背后的真实成因。 一、绝对选择：理解杨绛内在生命意志的哲学视角 笔者认为，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对选择的理解，和克尔凯郭尔有关选择的哲学理解有着深度的共通。克氏认为“选择”有两层含义，个体首先依靠“绝对选择”进入伦理层面，然后通过具体选择进入伦理层面的普遍责任。③克氏的“绝对选择”有别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将自我从内在的特殊性中转移出来，参与到整体的、客观理性层面的外在作为。克尔凯郭尔揭露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必然性”的秘密，“必然性是统治者，因此中介就有着自己的有效性”④。他否弃了黑格尔以客观理性之名指出的历史必然性之路，同样也否定了各种中介权威替代个体进行历史选择的权力，将选择权交还给个体自身，让自我开展第二种作为——所谓“内在的作为”。也即是说，个体根据具体特殊的外在情景进行自由选择，没有必然性的方向必须服从，在与外在的交互运动和双重生存中书写属于自己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哲学和个体内在的作为“根本毫无关系，但这内在的作为则是自由的真实生命”⑤。 在个体生命开展自我的内在历史中，克氏确立了“绝对选择”的重要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克尔凯郭尔强调的绝对选择，是一种关于选择的哲学态度，先于对“正确地选择这个”或“错误地选择那个”的具体考量。即在“选择”这一行为中，最重要的是要能彰显个体内在的主观意志，而不是首先考虑选择的结果是否能够达到客观的“正确”：“不是在谈论关于对某样东西的选择，不是在谈论那被选择的东西的实在性，而是谈论这‘去选择’的实在性。这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关键。”⑥ 所谓“绝对选择”，就是首先考虑的不是选择的结果——所谓选择“正确的、有利的”东西，第一重要的是拥有选择的态度——即凭借独立意志去做出选择。 只有用克氏伦理层面的理论来理解杨绛说的“自己的选择”，我们才能明白，杨绛其实既不在乎自己的选择和别人的一样，也不在乎和别人的不一样。她在乎的是这必须是自己的选择，也就是杨绛所说的“‘我’在做主，也可以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⑦围绕着自己的选择，在《干校六记》里，杨绛没有把外在的、当时流行的道德信念、理想价值等作为选择的依据，也未对选择“走或留”造成的不同结局进行分析评判。杨绛实际上回避了对选择的具体内容和可能后果的利害衡量，更没有在写作的当时(也就是在事件之后)，对自己的行为予以外在意义的道德自我追认。⑧ 当然，这种由自我决定的选择哲学虽然否定了历史必然性和中介权威的代劳，但并未堕入历史的虚无。杨绛和克尔凯郭尔一样，否定的是必然性，而不是历史，否定的是他者对自我权力的僭越，而不是否定自我责任的担当。在具体的选择事件中，即进入伦理层面后，杨绛主张的是以顺乎个性的方式担当起个体应负的普遍责任。这种责任的核心是“爱”，概而言之有二：一是爱中国的文化，“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⑨二是爱家，“且求独善其家”。⑩也即是说，杨绛的具体选择是坚守文化之爱和亲情之爱。而支撑杨绛在进入普遍责任后的选择(即具体选择)中不失去自我，可以做到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我还是依然故我”(11)的，正是杨绛具有的“去选择”的独立意志。保有着“绝对选择”的哲学态度，才不会拘泥于具体选择对个体带来的好坏、利弊结果的辨析或追悔。杨绛的选择是在行动中贯彻自我的意义，并敢于在任何生存环境面前坚持选择，不需要以历史必然性为理念支持。“在这自由的‘去选择’之中最重要的方面，与其说是‘去选择那正确的东西’这行为，还不如说是那相应者用来进行选择的那种能量、那种严肃(Alvor)和悲怆(Pathos)。就在这能量、在这严肃和悲怆之中，人格在其内在的无限性中宣示出自身，并且人格也通过这种自我宣示而又得到了强化巩固”。(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