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林斤澜并未占据文学史叙事的重要地位，似乎落入了被遗忘的角落(不得不承认，即使是最权威的文学史著作里，林斤澜也只被“回收”到类乎“旁注”的位置)。近年来，林斤澜颇成为被中文系学位论文青睐的研究对象。然而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审美判断式的文学批评上，缺乏从历史角度还原作家生平“本事”与作品命运由来的工作。在二○○九年的一篇文化报道中，本年辞世的林斤澜被目为远去的大师；刘庆邦作语，评林斤澜“是一个匠心独运的作家，并具有智慧之心。他有独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高贵的灵魂”。①林斤澜的遗体告别仪式无比隆重，到场者囊括作协、文联的重要领导，更有百余名作家和各界人士送别。②其中铁凝和刘恒的致辞高标林斤澜的艺术成就与人格魅力。诚然，议论林斤澜这样的作家，不仅要重新整理相关的问题史，也需要耐心地完成诸多知识考古的工作。 长期以来，对林斤澜创作的评价集中于其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如王蒙在一篇序中所论：“与孙犁相近，在困难的时刻默默地坚持着与众不同的艺术特别是手法与技巧的追求的，我们不能不提到的还有林斤澜，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一直颇有特色。”③林斤澜的身份，是容易忽略的“复出”作家，理解其自我意识与写作姿态，首先要回溯到他的“复出”前史中去。 一、从十七年来到了八十年代 林斤澜初入文坛的身份，是崭露头角的剧本作者，但是作者本人对于自己的编剧生涯是有些沮丧的。当时林斤澜认为：“自己不合适写剧本，写的剧本也没人演”。④相比之下，与林斤澜有着一年同学之谊的高晓声，似乎更有剧作家的潜力。高晓声与叶志诚合作的锡剧《走上新路》作于一九五三年，剧本于一九五五年出版。该剧轰动一时，还曾由中国评剧院在一九五六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游行献礼”。⑤随后林斤澜转入短篇小说创作，据林斤澜自述，文体选择主要是由于自己的性格原因。他认为剧本需要“很多情节、故事，悲欢离合”，与自己的性格不合，自己也不善于紧跟当时的“政治气候”，写短篇“可以避开路线问题”。 据林斤澜对创作道路的追忆，他从一九五○年开始发表作品，五十年代进入“创作组”，一九六二年终于“专业化”，自谓是“建国以后的头一拨作者”。林斤澜由剧本转入小说，一开始并不顺利。在《人民文学》作为“国刊”的五十年代，林斤澜第一次投稿两篇，一篇人物特写，一篇是小说。有趣的是，“特写”作为小说刊登，而“小说”却遭遇了退稿。翌年，林斤澜将退回的“小说”改易数遍，但是在其他刊物均未得用稿。到了“文革”结束，林斤澜仍想找到旧作发表，无奈旧作已然消失不可追，沉淀成了作家对处女作的敝帚自珍之情。林斤澜一次次反问：“那些遭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⑥这是林斤澜自身所坚持的风格与时代文学的第一次龃龉。 林斤澜从五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这段时间他与《人民文学》关系十分密切。林斤澜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是刊于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台湾姑娘》，兹篇获得小说散文组编辑的一致赞成，发在头版头条。一般认为，《台湾姑娘》是林斤澜的成名作。时任《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的编辑涂光群回忆，经过秦兆阳的建议，《台湾姑娘》中的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的爱情被改写为友情或朦胧的感情。其后，短篇《一瓢水》有编辑认为过于晦涩，由涂光群送呈茅盾把关，经过茅盾致信编辑部，终获发表。⑦茅盾对于作品缺乏明确的政治路线倾向有所批评，但更多的还是老作家对青年作者的奖掖爱护之心。茅盾说：“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写作能力的作者，倘能帮助他前进一步，那岂不好呢？”⑧有了茅盾此信之后，林斤澜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更加顺利。 与王蒙、张贤亮等“复出”作家不同，林斤澜似乎有着传奇般的好运气，如其自道：“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⑨但事实上，在同代人的回忆中，林斤澜其实劫波渡尽。从维熙作于林斤澜去世后的纪念文章，题目即为《炼狱后的凤凰涅槃——文坛“不死鸟”林斤澜走了》，虽然只是一个平常的比喻，却暗示了林斤澜其实遭逢辛苦。一九五七年的一个星期天，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和从维熙叫到家中，要求青年作家“带头鸣放”。其时刘绍棠感到兴奋；而政治经验相较之下更为丰富的林斤澜基本沉默，分别前嘱咐三位同行：“大家自己考虑吧！”⑩事后，刘绍棠、邓友梅和从维熙在命运的安排下，被划为右派。其时林斤澜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邓友梅回忆，当时北京文联的一位“头人”心中预定了右派分子名单，林斤澜的名字尚排在自己之前。时任北京文联秘书长的田家一直等待林斤澜“鸣放”，而心知肚明的林斤澜沉默避祸。“在鸣放最激烈的那场会上”，医院来电称给林斤澜女儿林布谷开的药拿错，需要立刻诊断。林斤澜因故离会，而凡是会上发言者，如邓友梅、汪曾祺，即被划入右派名单。 虽然极其戏剧性地避开了“反右运动”，林斤澜的命运并未转危为安。一九五七年“探求者”案发，因为林斤澜与社团的主要成员均有交谊，田家乘机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没有材料，躲过去了”。(11)在“反右”扩大化中，田家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号的《北京文艺》上发表长文《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以阶级论批评《台湾姑娘》的感伤笔调，更认为“隐浮在作者的艺术技巧的背后，却是一种非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情绪”。(12)“反右”之后，林斤澜作为北京文联的干部“带户口”下放的首例，下放至北京门头沟一个叫黄土贵的山村。幸运的是，下放并未使林斤澜的写作中断。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三年，林斤澜成为编辑组稿的重点对象，连续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13)据涂光群对于林斤澜约稿、改稿的回忆，“林斤澜是个面目和善的谦谦君子”，他“笑迎客人，有涵养、有见识”，“藏而不露”，“容易接近，好打交道”。“他内在的热情，可能比表现出来的更丰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