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6 《子夜》是1933年的畅销书，开明书店于“3个月内，重版4次；初版3 000部，此后重版各为5 000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①。瞿秋白称赞它“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②。《子夜》的确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成了“常销书”，开明版于1951年12月已印至26版。不过，在经典化之前，却有不少读者把《子夜》当作“黑幕小说”来阅读，视之为“交易所现形记”；更有不少批评家对小说中的情色描写颇不以为然，指责作者有迎合低级趣味之嫌。左联批评家常常把通俗小说家的成功归结为迎合读书市场，将自己一派的作品之流行，言说为政治上的成功。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一)有证据表明，茅盾在创作《子夜》时，即考虑到了“小市民”的阅读趣味；(二)读者反应不可避免地受自身的趣味、经历和立场的影响，读者“解码”不会完全等同于作者“编码”；(三)文学语言本身的复杂性，也使得“作品表面的意义、意图、它要提出的规范和价值不是由外在的批评逐渐消解的，而是在批评之前就由作品语言的运动逐渐消解了”③。《子夜》批判资本主义，剖析社会经济结构，结果却让读者不得不表同情于民族资产阶级，甚至痛恨无产阶级于吴荪甫捉襟见肘之时发动罢工④。这是作品自身消解作者意图的鲜明例证。 《子夜》被经典化之后，学界、读者也形成了思维定势，反而看不到它通俗的一面，连带着，《子夜》其他层面的历史意义也就遭到了忽视——正是通过向“旧小说”学习，追求雅俗共赏，茅盾解决了新文学长久以来存在的语言过于欧化的问题；在当时，也还没有其他新小说家像茅盾这样善于讲故事。考察《子夜》面世之初读者、批评界的反应，反而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重要问题。 曹聚仁《评茅盾〈子夜〉》，是笔者所能找到的最早一篇评论《子夜》的专文。此时的曹聚仁以“怀疑主义”者自居，他“左右开弓”，解读《子夜》的态度亦颇为不恭：“看来看去，也只看见两个主将在舞台上大战三百合，战到筋疲力尽，到牯岭去避暑为止。”“看了这样一部小说，等于看完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书名“不如改成《交易所外史》，大可以轰动上海人的视听。使作者着迷的那两位大王斗法的故事，也正是上海人爱听的故事”⑤。这个“酷评”被不少人征引，虽然评论者们仍一致认为《子夜》是空前的作品⑥。为了创作《子夜》，茅盾打探到了不少交易所内幕，吴荪甫、赵伯韬斗法也的确是小说的情节主干。在曹聚仁看来，作者本人的兴趣与“上海人”(“小市民”读者)的兴趣简直并无二致。朱自清的下述论断似乎是针对曹聚仁的：“有人说这本书的要点只是公债工潮。这不错，只要从这两项描写所占的篇幅就知道”，但是作者“决不仅要找些新花样，给读者换口味”⑦。无独有偶，门言在《清华周刊》发表评论文章说： 很奇怪的，我所听到的若干读者的意见：他们的兴味大半集中在这第一次登新文学之坛的题材——“做公债”…… 显然的，关于占了本书一大部分的做公债的知识，作者大部在这半年多鬼混中得来，所以内幕于他也是颇新鲜……这是很危险的，倘作者的努力，仅止于把社会上一件新奇事件的内幕知识传给读者，其作品将无异于黑幕小说。自然茅盾是不应受这种屈的，全书究竟还有一个理想在……⑧ 门言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下了普遍存在的读者兴奋点。他大概是清华学生，所谓“若干读者”也应该指北方大学生。由此可见，新文学的恒定受众——青年学生也对公债黑幕产生了好奇心。除了青年学生，《子夜》的大批读者还有谁呢？茅盾本人也十分注意收集读者信息，大江书铺的陈望道对于书的销路有实感，他说：“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描写到她们了。”“此外，听说电影界中人物以及舞女，本来看新文学作品是有选择的，也来看《子夜》。”⑨ 与其一味地指责读者，还不如探究他们为何把目光集中于“内幕”。首先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五四新文学家对于“黑幕小说”的定义。它最初指“艳情掌故的黑幕闲书”⑩，至于那些“实却系《官场现形记》一流的小说”，因“黑幕”的名声大了，便自称黑幕，以期多卖，与“艳情掌故”“当然不能归在一处”(11)。如此说来，“希望多卖”而以黑幕自居的“黑幕小说”，只是一个指称小说类型的中性术语。以印象批评见长的李健吾说：“读完《子夜》，我们犹如有洁癖的人走出一所鱼市，同情心感到异常压抑，《官场现形记》一类著述特有的作用。”(12)门言一方面觉得将《子夜》与“黑幕小说”作类比，亵渎了前者，另一方面又说：“何必讳言，倘我们能够由下劣的东西得到自己的借镜？”“公道地或优容地说一句，这种黑幕小说的滥觞者，如李伯元、吴趼人及其后偶然一二种比较优秀的作品之作者，剖析社会上的鬼蜮技魉，其手腕之灵活，老辣与熟练，未始不能与茅盾比并。”(13) 曹聚仁讽《子夜》不如改题《交易所外史》，“旧派”小说家江红蕉恰于1922年写过一部《交易所现形记》。左翼经济学家目《子夜》为信史，称其可以作为经济学参考书。江红蕉也为我们记录了交易所在上海初兴时的情形，“旧派”小说家常常称小说可作稗史，以此来自我辩护。也是因为“黑幕小说”声誉不佳，江红蕉“自谓作社会小说，似较有把握”(14)。比较而言，新文学的题材并不广阔，《子夜》扩大了新文学的题材，青年学生得以“换换口味”，市民阶层则在《子夜》中觅得了他们熟悉或不熟悉的上海社会生活，皆无可菲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