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气氛宽舒而活跃的时代。一帮大奸巨憝被“粉碎”了，沉重的压迫性的精神幻象也被打破了。人们体验着从未感受过的自由感和解放感，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现代性生活的向往。 在严重的文化破坏之后，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显得尤其迫切和强烈。于是，出现了波及全国的“文化热”。新鲜的理论，新鲜的概念，层出不穷，使人应接不暇。“文化心态”“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等，就是当时流行一时的“热词”(hot words)。其中，“文化心理结构”一词，又属于热词中的热词。 这些风行一时的理论和概念，譬如学者手中的苞谷，掰到了新的，旧的就被扔到了一边。所谓“文化心理结构”，就属于被学者们“始用终弃”的概念。 古人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①按说，“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概念，如同“艺术创造工程”这类词汇一样，都很像工程学和建筑学里的术语，显得大而无当，僵硬冰冷，给人一种很无趣的感觉，并不适合用来谈文学。 但是，陈忠实却对“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学究气很浓的概念，产生了兴趣，甚至有种“一见钟情”的好感。 在写于2003年11月19日的一篇关于巴金的《家》的文章中，陈忠实这样说：“比较清楚地记得是在一九八五年，我在报纸和刊物的阅读中，觅获到一个关于小说创作的新鲜理论，叫作‘文化心理结构’。我竟然一下子被这个学说折服了。”② 他也许记忆有误。 他很有可能是从李泽厚那里掇拾到“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新鲜话语的。 为了准备《白鹿原》的写作，陈忠实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读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心理学和美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他在《关于〈白鹿原〉的答问》中说：“阅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正在构思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所以说纯粹是实用主义的，所有这些关于历史关于心理学关于艺术的理论著作，都对我的那种双重体验有过很大的启迪。”③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就是其中的一本。李泽厚的这部享誉一时的美学著作，深刻地影响了陈忠实的小说写作。 在“先秦理性精神”一节中，在阐释“儒道互补”问题的时候，李泽厚探讨了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中国民族艺术个性的成因，充分肯定了孔子与孔学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所谓“先秦”，一般均指春秋战国而言，它以氏族公社基本结构解体为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其中所贯串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思想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美学思想一条基本线索。 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仍应追溯到先秦孔学。不管是好是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④ 在这里，李泽厚反复使用了“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主要是由孔子和他的“理性主义”的孔学塑造完成的。 在该书的“结语”部分，李泽厚又提出了“历史积淀”这一概念，并用它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人仍然会觉得古典作品亲切这一问题。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永恒性或许“蕴藏了也提供着人类心理共同结构的秘密”⑤。在美学研究上，李泽厚将结构主义、原型美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建构像数学一样精确的“文化心理结构”模式：“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艺术作品则是打开了的时代灵魂的心理学。”⑥他甚至认为，人性，“在审美心理上是某种待发现的数学结构方程。”⑦这种单向度和文化决定论性质的理论思维模式，显然具有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性质。当一种理论试图将无比丰富的个体差异性纳入一个封闭的理论模式，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极其复杂和不断变化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就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它严重的局限和问题。文学与数学绝不相类，甚至格格不入，彼此相去，判若云泥。美学像文学一样，都很难用一个抽象的数学公式来概括。数学化和物理学化的美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是一种懒汉主义的、基本无效的研究模式。因而，它越是显得自信，就越是显得荒谬和可笑。 事实上，早在1980年，李泽厚就在《孔子再评价》⑧一文中，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文化—心理结构”总共出现了至少十九次。有的时候，他还会用别的词来替代这个词，例如，“伦理—心理模式”“伦理—心理系统”⑨“文化—心理状态”⑩和“性格—思想模式”(11)；有的时候，他还会将这个词扩充为联合词组，例如“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跟它接近的，还有“仁学母体结构”、“民族性格”、“仁学结构”。在《试谈中国的智慧》一文中，他也多次谈到“文化心理结构”问题。他认为，思想史应该“去深入探究积淀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我以为，展现为文学、艺术、思想、风习、意识形态、文化现象，正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他的物态化和结晶体，是一种民族的智慧”(12)。又说：“研究民族性格或文化心理结构，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途径和角度。”(13)显然，这个文绉绉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不是什么神秘和复杂的东西，不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民性”、“民族性”和“民族心灵”罢了。总之，他写《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主旨，就是要探索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试图“科学地把握和描述这一现象”，以解答中国文明这个独特的历史之谜——一个“世罕其匹、如此巨大的时空实体”，何以能如此长久地生存延续到今日(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