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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巴金》一书中收录了老舍等致巴金的便条信两通，其中第一通信涉及到老舍、巴金、梅兰芳、王瑶卿、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等人的文学交往活动，但此信件在作家研究中并没有引起重视，主要原因在于信件没有确定写作时间。本文对这通便条信进行考释，确定信件的写作时间为1950年6月10日。信件的背后，涉及的是共和国初期北京市文联组织的欢迎梅兰芳的重要文学活动，但《梅兰芳年谱》却把梅的戏班子活动错误地认为是梅兰芳的个人活动，这是不可取的。从信件笔迹来看，它可以归入老舍书信集之中。
(老舍等致巴金便条信原件) 《写给巴金》一书的书信整理者在这通便条信上做了注释，写的是“此简与下信均为便条，写作时间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时做的注释还有“梅博士”，指“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同时，整理者在辨识中错误地把“亚平”认作“立平”。那么，这通便条信的写作时间至少可以从三个点来进行考察：1.巴金的行踪线索；2.梅博士的行踪线索；3.王瑶卿老人的行踪线索。而便条中出现的“李伯钊”也是关键人物，她是杨尚昆的夫人。老舍和李伯钊的“交集”的建立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老舍回国之后。之前，他们不可能有直接的交往，毕竟李伯钊的主要生活和活动的区域在延安边区及北方解放区，而1946年之后老舍就到美国去了。其实，这通便条信有两个至为重要的“关键点”框定了信的大体写作时间，那就是：老舍回国的时间和王瑶卿老人去世的时间。 据查，老舍回国的时间为1949年12月12日，《老舍年谱》有这样的文字记载： (1949年)12月12日 在天津稍停两天之后即与天津告别。据老舍自述：“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但是，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 同日，返回离别了14年的故乡北京，并赠老友楼适夷礼物。据楼适夷云：“当我去迎接他时，他把一本我托他购买的《罗丹雕塑图册》，亲笔题词作为礼物送给了我。遗憾的是这珍藏了20年的宝贵的礼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把它失掉了，但失不掉的，却是永留心中的厚谊”。② 从年谱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做出推断：这通便条信的写作时间应该在1950年1月之后。而前面提及的“李伯钊”，则是老舍融入新中国文坛及北京文艺界后的事情。李伯钊是北京市文艺界在建立初期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导人，她的日记中保存了1950年1月1日至5月17日的相关活动，这些日记被冠名为“最艰难的工作岗位”。她日记中记录的与老舍的初次见面时间就是1950年1月4日：“下午二时，文艺界在北京饭店团拜，欢迎老舍先生。老舍即席唱太平歌词，予倩、田汉、曹禺唱京戏。欧阳予倩的嗓子象十六七岁的姑娘。六时在文教局吃饭。”③这里的“文艺界”，其实指的是全国文联。这天，全国文联新年联欢并欢迎老舍回国的活动在北京饭店举行，《人民日报》的报道文字刚好与李伯钊的日记、老舍的日记④形成对应： 到茅盾、周扬、老舍、田汉、洪深、曹禺、赵树理、冯乃超、叶圣陶、欧阳予倩、艾青、连阔如等七十余人。茅盾简短致词后，老舍报告归国感想并谈及美国文艺界目前堕落腐败的情况。他表示这次能回到北京和祖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相聚，非常欢喜。他谈到美国目前无论文学、戏剧、音乐等各种艺术都和金钱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艺术几乎完全成为帮助资本家麻醉群众的工具，与人民大众完全脱离。随后，田汉、冯乃超、周扬分别讲话。周扬说：老舍的回国将有助于中国文艺的通俗化运动。联欢时老舍唱了他到北京后刚写好的一段太平歌词：“过新年”。会后，并集体观影。⑤ 王瑶卿老人原名王瑞臻，又名瑶青，字稚庭，江苏清江人。他生于北平宛平县，是著名的京戏表演艺术家和革新家。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聘为名誉教授，并于1950年5月当选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理事，1953年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⑥老人的出生年份为1881年，去世的时间为1954年6月3日。《人民日报》为他的去世，曾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过一条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