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9-0110-05 历史的阶级性品质，决定了历史叙事的终极指向是阶级关怀；它所顾及的只能是共同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一切个人或局部之间的差异均不属于它的考虑范畴。相反，个人或局部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差异性必须无条件地向集体共同性认同。这正是最终走向未来乌托邦大同境域的基础性知识累积。无产阶级的历史重写行为，也恰是出于集体共同性认证的急切动机。至于对历史感的渴求，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隐含着个人融入集体公共空间的冲动。因为历史感的宏大叙事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个人话语摆脱孤立无援窘境的梦想。所以，这对于那些饱罹压迫及剥削的无产者来说，不啻是一种最为理想的叙事形式。 应当看到，集体性的历史话语诉求，为了整合个人或局部间的差异，必须不断致力于公共时空的营构，将历史论证为发生于公共空间并且同人人有关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个可知可感的客观性国家空间，更为迫切地需要集体历史话语的填充，以保证这个新生空间尽可能获得强有力的支撑，从而维持住它的稳定性。在构筑国家公共空间的过程当中，个人话语务必要同国家话语保持绝对一致。为实现这一宗旨，个人的个性需要尽量消融于阶级的共性之中。1950年代的文学，因此在极大程度上被置换成了“国家的文学”①，是由国家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的整体性叙事，呈示出更多的国家本身的特征。 “国家的文学”激赏的是整齐划一的文学局面，而且由于“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列宁语)，其本身具有着暴力的属性，因此，它的意志可以凭藉强制性的合法指令形式得到有效实现。任何拒绝纳入其统筹安排秩序的个人意志，将注定要被逐出国家的保护体系之列。基于此，个人只能依顺国家“集团效用”的文学价值取向，完全走出私人空间，始终以一种国家的形象现身于历史话语之中。于是，在那些书写“英雄时代”即中国革命史的文本中，我们所能目睹到的事件几乎全部是在公共空间领域内发生的。借用帕斯的语汇来说就是：历史的舞台永远是设置在“城市广场”②而不是“卧室”里的。这一高度透明的公共空间，使所有历史的旁观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变成了历史的间接参与者。因为“城市广场”的开放性，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其中，即使是旁观者，也是从属于“城市广场”这一空间范围之内的，并且有随时加入进去的可能。再则，这种旁观者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手制作者来说，也的确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因而它彻底杜绝了“卧室”这种纯粹私人秘密领地极有可能惹致的窥视者。窥视者的绝迹，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局外人。所以，在公共空间里，集体很容易避免来自个体差异的威胁。更何况，新中国国家空间的开创，首先就博得了全体民众的自觉认同，人们对其没有感到丝毫的陌生与隔阂。在这一崭新的公共空间里，人们由于突然成为了它的主人变得惊喜不已。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牢牢占据着人们的心灵，由此引发的深刻责任感又进而滋生出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的冲动：“让我们把一切，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甚至我们的生命，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交给毛主席吧！”③交出自我，然后将无数个自我变成没有冲突、没有差别只有一致的我们。此种理论上的乌托邦设想，因国家公共空间的诞生，即刻拥有了付诸实践的可能。“我”的话语在此时仅仅是被当作出于构建“我们”的话语的需要而存在的，它的价值必须通过“我们”来实现；“我”只不过是用于抵达“我们”的手段，“我们”才是最终的目的。 鉴于“国家的文学”的历史叙事限制，个人不得不尽量回避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关注，转向对外在共有空间的照顾。这一时期小说的历史叙述，之所以一般倾向于采用第三人称，在我看来，其部分原因恰是为了避免第一人称可能招惹的个人叙事嫌疑。然而，历史的国家化叙事，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人为运作的结果，并不代表个人叙事的冲动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的抵牾始终在场，毕竟国家意志无法真正全面地替代个人的意志，它仅仅是在大致或者主流的层面，能够体现一些个人的愿望罢了。“自我是由包括他所特有的感情、情绪和感觉成分的一串串个人的记忆和期望合起来构成的一个连续统一体。这种连续性不能把性质截然不同的各个自我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不管他们多么相似，或者目标多么一致，都不行。”④建国初期“国家叙事”和个人叙事的抵牾，只是在新生共和国强大魅力的作用下暂时取得了缓和而已，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被彻底消弭。 在国家公共空间里所进行的历史大合唱，需要以一种进行曲的速度，唱出雄浑、激昂的旋律；用阳刚之美来体现时代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审美风尚。但这显然不可能是对于人人都能适用的审美尺度，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气质上更偏重阴柔更注重内心体验，习惯了浅吟慢唱、柔婉细腻歌唱风格的女性作家来说，加入这种大合唱委实是有些勉为其难。于是，“国家叙事”同个人叙事的抵牾终于在所难免，前者极力铸造的一致性历史叙事模式，在此因为性别的客观差异，开始面临瓦解的威胁。此种状况也在表明：建国初期小说的历史讲述，并不存在观念及风格上的绝对一致。从宗璞《红豆》、刘真《英雄的乐章》以及茹志鹃《百合花》等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到国家与个人在历史讲述方面显现出的裂痕。这些作家以“女性低吟”的独有方式，唱出了与时代大合唱格调相悖的不和谐音。她们之于历史话语的运作，往往避开男性作家所热衷于表现的暴力行为，也无意于去把握那种宏大的场面。历史在她们的笔下，不是展现于眼前的波澜壮阔的雄伟画卷，而是源自心底的一道涓涓溪流。在对历史的回眸端望中，她们由于满怀倾诉的渴望，因而忽略了国家阶级斗争的历史演绎模式。历史在她们那里，惯常充满刀光剑影的阶级与民族厮杀，完全被当作背景隐衬在了时代的后台；浮出历史话语中心的，则是个人情思的寄托和感怀。对于她们来说，走进历史意味的是走进了个人的记忆，这也恰是上述三位女性作家之所以用第一人称来处理历史叙述的根本原因。此外，源于性别本身的因素，历史在她们的文本中呈现出一种同宏大叙事风格正好相对的“婉转叙事”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