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70年代深处的“波动” 在北岛的回忆中，小说《波动》完成于“1974年11月下旬某个清晨”①，当时的北岛还是北京六建的青年工人，因有一门摄影的手艺，被工地宣传组借调到摄影宣传组。在冲洗照片的暗室里，北岛写出了《波动》的初稿。 就目前所见零散的回忆，北岛的20世纪70年代依然处在60年代的延长线中②。而在70年代的开端，林彪的叛逃加剧了这种溃败背后的荒诞，北岛回忆过传达“九一三事件”后的内心震动：“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③ 某种程度上，北岛写于1973年的《回答》与写于1974年的《波动》，都是这种否定情绪的结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转换，再一次重复了“革命”与“虚无”的辩证运动，在革命的能量消耗殆尽的70年代，否定不再导向批判，而是导向虚无：“虚无主义成为一种明确的不信，即不相信一个‘超越’感性之物和生成之物而设置起来的形而上的世界。”④《波动》中的一段对话，后来被研究者频频征引，以证明虚无的降临： “请告诉我，”她掠开垂发，一字一字地说，“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我想了想。“比如，祖国。” “哼，陈词滥调。” “不，这不是个用滥了的政治名词，而是咱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向往……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 “责任？”她冷冷地打断我。“你说的是什么责任？是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的责任呢，还是什么？” “需要的话，就是这种责任。” “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是怎样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她越说越激动，满脸涨得通红，泪水溢满了眼眶。“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她背过身去。⑤ 这段话并不能完全作为虚无主义降临的确证，细读的话，萧凌运用阶级分析的框架，认为自己和“坐在宽敞的客厅里”的杨讯没有分享同一个“祖国”，这种偏激的观点，无疑受到“文革”中的激进思潮的影响。在《波动》中只要出现“祖国”的地方，萧凌都以一种对立的视角，清晰地区分出“咱们”中的“他们”，比如认为“祖国”是“他们需要一种廉价的良心来达到一种廉价的平衡”；又如点破杨讯这个阶级与“祖国”的关联，“当你说到祖国的时候，我就在想，祖国是不是你们的终生保护人”。在小说中，萧凌的知识分子父母因“文革”双双自杀，她参加造反派“造总近卫团”后目睹了无意义的残暴，下乡插队时又被一同插队的干部子弟欺骗感情，干部子弟旋即回城，留下她和成为私生女的女儿。故而在萧凌看来，杨讯这样来自北京的干部子弟，“在每个路口都站着这样或那样的保护人”。李陀在《〈波动〉序言》中分析上述这段引文：“批评如此尖锐，两个人之间的阶级鸿沟一下子被突显出来，似乎两个人脚下的土地被无情地撕开，原来的裂缝一下子变成了深渊。”⑥ 萧凌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她这种观点的指向。在萧凌这里，阶级的鸿沟不再导向批判，而是导向虚无，这是一种典型的“后革命”情绪。虚无主义真正的降临，不是批判“祖国”或其他对象无意义，而是取消了“意义”这个范畴本身。诚如萧凌的话，“意义，为什么非得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东西不是更长久一些吗？比如：石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这种观念契合于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分析，“恰恰是以往价值的‘这个位置’消失了，而不仅仅是以往价值本身失效了”⑦。 虚无主义导致的以往价值体系的崩溃，不是局部性的瓦解，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瓦解——对于“总体性”这一“范畴”本身的取消。如尼采所言，“没有什么‘整体’，人类此在的所有贬值、人类目标的所有贬值，不可能着眼于某种根本就不实存的东西而发生”⑧。这一“总体性”的瓦解，落实在具体的文本形式上，就是《波动》多视点的复式叙述。小说整齐地安排杨讯、萧凌、林东平、林媛媛、白华每隔一部分就担任角心人物，从这个人物的叙述视角出发展开第一人称叙述。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小说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文本所依附的价值秩序是高度稳定的，小说的语调徐缓沉稳；而在《波动》中，已经没有任何一种价值秩序能够统摄这些显露出巨大阶级差异的青年的生活。杨讯、萧凌、林媛媛、白华等人的故事，像碎片一样彼此碰撞，无法真正地了解彼此，只能讲述不同的“我”的故事。这种多视点的复式叙述背后，唯一共享的是弥漫于各个群体中的虚无。对此，李陀认为北岛写出了70年代真实的精神处境：“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发现萧凌绝不只是一个活在纸上的文学形象，无论是萧凌式的自我放逐，无论是作为这种自我放逐的内在动力的虚无主义，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文革’的后半期其实都是普遍存在的，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⑨ 伴随着“文革”到新时期的转换，作为“地下文学”的《波动》浮出水面，首先在1979年6月至10月在《今天》第4至6期上连载，之后正式发表在《〈长江〉文艺丛刊》1981年第1期。当时《〈长江〉文艺丛刊》想配发评论，北岛借着去北大和“早晨文学社”交流的机会向黄子平约稿。这篇评论题为《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读〈波动〉随想录》，因武汉方面对于《波动》的批判，最终在1980年11月《〈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发表，署名“老广”。黄子平的眼光非常敏锐，准确地点出《波动》中的人物面临着价值体系的崩溃：“他脚下到处是浮动的石块。向来仿佛‘从外部’给个人生活提供某种稳定性的那些社会的、政治的、民族的、精神的藩篱，纷纷倒塌。”⑩不过黄子平对穿越虚无仍抱有希望：“这使人意识到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有其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自由。这个世界，连同它的荒谬和希望，连同它的暴力和邪恶，连同它的矛盾和未来，向当代人提出了这样多的挑战和追问，逼使他们不能不接受和答复这些挑战和追问。”(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