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于上海爆发，国人因久受侵略压迫之苦，誓死抵抗之心，气冲霄汉。当此之时，柳亚子义女谢冰莹亦于“卢沟桥事变”后，不顾病体，毅然离开衡山休养之所，率领湖南女子救护队赶赴上海前线进行战地服务。三年未与之谋面的诗翁，深为眼前青年之奋勇行为所触动，慨然赋诗相赠： 三载不相亲，意气还如旧。歼敌早归来，痛饮黄龙酒。[1](P847) 然而，现实终究未能传来可供诗人痛饮之“佳音”。尽管中国将士三军用命，拼死抵抗，打破了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言，但这场牺牲巨大的战役仍未能阻挡上海沦于敌手的被动局面。中国军队撤退后，日军占领租界以外的所有地区，开启了历时四载的上海“孤岛”时期。遭逢国土沦丧，身负黍离之悲，诗人的慷慨激昂一变而为呜咽凄凉。面对老友亡故的消息，柳亚子不独慨叹“卅载交情一瞬空，黄垆向笛痛西风”，更推人及己，想到自己既未能在家国危亡关头尽匹夫之责，又无法逃离令人窒息的“孤岛”和与之相随的“亡国奴”身份，积郁难平，最终化为“委蜕羡君真幸福，祝宗祈死我无灵”[1](P848)的悲剧性抒情。抗战胜利后，在应熊佛西之约写作的《八年回忆》中，柳亚子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境： 到了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全部沦陷了。许多人要走，也有许多人劝我走。但我一身是病，四海无家，走到哪儿去呢？[2](P218) 与柳亚子的“无归处”不同，同为学者、作家的阿英则是受命坚守“孤岛”，继续战斗。面对黑暗的现实，阿英与同人们化笔为剑，除了坚持以写作鼓舞民众抗敌意志外，还继续经营“风雨书屋”，并创办了“一个文摘式的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刊物《文献》”[3]。此时的“孤岛”恰似历史风暴的中心，山河异色、生灵涂炭，居于其中的爱国志士，一方面为处境所激，难抑胸中澎湃的民族义愤，另一方面又为处境所限，即使寄情笔墨，也不得不面对“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宣传抗日，甚至连‘抗日’字样也不许直接出现”[4]的禁锢。难以平息的民族义愤与掣肘重重的“孤岛”环境，交织成特异的历史情态，使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身心皆受拘牵，痛苦的生存体验也使他们对历史深处“惘惘的威胁”愈发敏感。此种情境下，深谙“居今志古”之道的“孤岛”知识分子，很难不将目光投向中华历史的纵深处，从中汲取面对险恶时局所急需的精神能量。除了安抚自身的焦虑，这些精神资源也为他们砥砺民族气节、鼓舞抗战意志提供了可能，而这种有感于“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①，因应个体与现实的需要，重新发掘固有历史传统，生产富于“当代性”的历史传奇的文化行动，也成为“孤岛”知识界的共同选择。于是，“孤岛”时期的上海掀起了历史剧创作的热潮，剧本繁多，影响巨大，“使上海的历史剧极一时之盛”[5]。目睹此时演剧盛况的人也赞叹，“历史剧的发展，于今为盛”，并指出“孤岛上海一息未绝的演剧运动不得不向历史寻求表现意志的题材，堪为最好的说明”。[6] 在“孤岛”众多书写易代之际史事的历史剧中，以南明史剧数量最多，究其原因有三。首先，较之晋宋两代，南明与当时观众的历史跨度最小，心理距离最近，而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因塑造民族意识、鼓吹“排满”革命的需要，也对这段为清廷所遮蔽的历史宣传颇多，相关事迹、人物在此时仍深具影响力。其次，沦为“孤岛”的上海，“现实环境如同是重演的晚明历史”[7]，观众观剧极容易与剧中人、事发生共鸣。最后，就剧本演出而言，囊括了朱氏三帝一王(弘光、隆武、永历、鲁王)和延平三王(郑成功、郑经、郑克塽)的南明历史，因夹杂了众多跌宕起伏的英雄壮举与儿女情事，搬演起来效果颇佳。 在众多南明历史剧中，阿英化名魏如晦创作的“南明史剧”三部曲②——《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以其囊括南明全史的宏阔结构，交融诗史情仇的沉郁风格，成为“孤岛”历史剧中执牛耳者。据当事人回忆，“南明史剧”三部曲在璇宫剧场上演时：“《碧血花》连演两个月，《海国英雄》也是场场客满。一次，遇到夏季暴雨，一连几天，满街是水，交通阻塞，但观众上座率，在全市所有影剧院中，始终保持着最好的纪录。”[8]“南明史剧”三部曲不独风靡剧场，舆论界也赞其“有口皆碑，誉满全岛”[9]。剧演掀起的波澜，还影响到了彼时蛰居于“活埋庵”中杜门谢客的南社重镇、南明史家柳亚子。他与阿英的订交，正是始于去信与其讨论《碧血花》的剧本写作。③此后，双方信件往来频繁，于南明史事的研究与创作中互相切磋补益，关系愈发密切。这种史剧作者与史家的惺惺相惜，也在涉及二人的各种论述中被传为佳话，因南明史结缘的二人，被认为始终处于一种相当和谐的交流关系之中。 然而，仔细梳理二者关系，便会发现不少足以动摇这种“想象性和谐”的蛛丝马迹。在笔者看来，二人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疏到密、复又转疏的变化过程，而由“密”转“疏”的临界点便是《杨娥传》的写作。对于应当如何创作该剧，之前互动融洽的两人产生了多方面的分歧，导致关系归于淡薄。柳亚子与阿英关系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被研究界忽视的问题，本就值得探究。但本文并不预备仅限于此，而是希望能揭示造成这种“变化”的背后动因，并借此溯源而上，考察二人在抗战背景与“孤岛”情境构造的特殊历史时空中的行为逻辑与心态特征。最终，通过对二人关系的深入解读，展示抗战期间不同代际知识分子在历史记忆征用与民族重造想象上的异同。 因《碧血花》一剧订交后，钱柳二人虽仅见一面，然而书信往还频繁，“有时甚至日有一信”[10](P413)，且颇多长笺，其数量“可积成一册”[11](P107)，可惜二人讨论南明史料及史剧创作的信件未能得到整理出版，后来者难以得知当时讨论的全貌。但是，梳理整合阿英关于南明史剧的创作谈话，以及陈述中所引用的柳亚子来信内容，再辅以柳氏离沪赴港后所写的关于“南明史剧”的回忆性文字，仍足以对二人的关系变化进行勾勒与考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