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历史逼近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重大转折。思想界和文学界亦开始面临又一次重大的选择困境。大转折时代该做出怎样的决断——走哪条路、做些什么、写作如何继续，成为知识分子们思索和判断的核心话题。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绝非偶然地，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分别在7月和11月召开会议，讨论知识分子和文学的出路。由于两校的地位和声誉，以及云集了彼时中国北方学界的硕彦名儒，这两次会议在当时众多的时政笔战或座谈中显得意义非凡，对1949年后的历史亦有深远影响。“两会”因此成为研究转折时代学院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重要文本。但学界至今对其关注不多①，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讨论者，更尚未得见。本文即围绕这两次会议，分析其背景语境与内容细节，阐释其标示意义和影响，并进而探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自由主义者)在历史转折中的角色和功能转变。 一 “两会”的背景 至1948年中，国共内战已经进行两年，时局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历史节点，中共兵力已经基本与国民党持平，且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解放军控制了东北大部土地和人口。辽沈战役即将打响，平津则将成为另一重要战场。 在文化战线，中共的优势和国民党的劣势也对比明显。国民党的内部腐败加剧了经济危机，加之内战的持续，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学生和工人运动。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扶持，让知识分子大失所望，他们逐渐转向同情和支持民族主义立场更为坚定和显著的中共一方。1948年中，左翼势力不仅广泛渗入了全国高校，而且在青年学生之中，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流行的思潮势力②。 在中共这一方面，高层也开启了对国统区知识分子有针对性的争取或斗争。这一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上海局等地：“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③3月1日，一批著名的左翼作家及理论家于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向全国发出讯号，号召文艺界分清敌我，其中对数位平津自由主义著名作家的批判影响巨大。这些活动有效地配合了中共在政治和军事战线的斗争，逐渐瓦解或转变了国统区知识界。与此同时，统战工作进展迅速。不仅像《大公报》这样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取向的大报已有范长江、杨刚、李纯青、徐盈等中共党员打人，由北方局城工委领导下的清华地下党，也在感化着北京高校的知识分子群体。 此外，1947年开始的“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在1948年初达到高潮。围绕《大公报》《观察》《再生》等报刊，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特性、责任与命运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大论争之际，以民盟为代表的政治实体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其思想动向日益左倾。 以上种种，都将平津的学院知识分子推向历史的潮头。直面现实，做出选择，成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而总结过去、反思自己、预测未来，则构成他们思考的核心话题。于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书籍和文章在国统区如井喷似地涌现，比如论著有考验社出版的《知识分子及其改造》④、上海出版的田嘉禾著《论知识分子》，而《中建》《观察》《时与文》《展望》《中国建设月刊》等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讨论构成“两会”的轰轰烈烈的前奏。 二 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及知识界的分歧 (一)清华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会议 1948年7月23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工字厅召开了“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⑤，与会者以清华、北大和燕京三所大学的教授为主。“今天”一词凸显了郑重的历史在场感，促使会议召开的时代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任务”则显示一种历史责任感和参与感，也可见与会者面对时代转折的某种自信。 作为当时与《观察》齐名的知识分子论政刊物，《中建》在当时颇有影响。会议的规模也是巨大的。出席者(以发言先后为序)有张东荪、许德珩、费孝通、袁翰青、俞平伯、钱伟长、傅佩青、朱自清、雷洁琼、吴晗、张伯驹、闻家驷、杨人楩、严济慈等49人，来自文法理工等不同专业。 会议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何为知识分子？士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当下知识分子该做什么？ 在何为知识分子问题上，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从“知识”和“文化”的角度定义知识分子。譬如俞平伯简洁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人民里面比较有知识的人。”⑥章友江和俞铭传则由此延伸至职业：“按科学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大学教授，大学生，自由职业者，低级公务员等。”⑦值得注意的是钱伟长和雷洁琼。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融入了社会学视角。钱伟长称，知识分子的定义在过去即指士大夫，但在当下中国，“不仅识字的，而且凡是拿相当长的时间训练出相当技能的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例如工程师、医生、农业技术者……”⑧雷洁琼亦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封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是具有统治农民知识的劳心者；而资本主义社会，“工商业发达，所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出路也是多方面的……劳心与劳力的界线就没有以前明显了”⑨。第二种意见则强调知识主体的品格和知识的应用。如张伯驹不无愤慨地说：“我以为知识分子的定义，应以其知识的出发点来断定。知识应用于有利大众的事情上，要是用于自私，损害大众利益，不如无知识，那根本就不成为知识分子。”⑩薛愚也借批评当时否认美国扶日的司徒雷登来反面论证知识分子的应然特点：“……要认识事实……假若一个大学教授或校长，做事，说话，批评，议论，只凭自己的主观，不根据事实，不算是知识分子。”(11)第三种意见认为知识分子的第一原则是“理性”。楼邦彦断定：“‘知识’就是‘理性’，因此，凡是以理性作他的行为的准则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他是劳心的，还是劳力的。”(12)外籍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和鲍尔格(Dorothy Borg)都认为：“所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是指这一批领袖们，不问他们是属于社会的哪一个阶级，主要的是他们的活动是在理智的阶层上，而不是在感情的阶层上，更不是只在肉体的反应的阶层上。”(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