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09-0144-09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夏志清，几乎类似于一门显学。不过，学界长期以来关注比较多的主要还是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影响，至于他们在海外的情形，则较少涉及；关注的侧重点，也主要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于中国当代文学，多为稍带提及。这种现象，既与海外对文学史的写作并不像大陆那么热衷、发达有关，①也由于在大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建设起步较迟，而夏志清与司马长风叙述的基本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另外，与夏志清比较，司马长风的被关注度显得相对弱些。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的海外视角不断切换，有必要从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资源构成的角度重新耙梳夏志清与司马长风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在两者之间建构起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以便能够历史地把握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问题。 一、夏志清：在西方价值标准的预设中质疑“左翼中国” 夏志清(1921-2013)《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成书于1951-1961年。该书的写作、出版和传播，开启了20世纪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序幕。在《小说史》的初版(英文原版，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及中译本(1979年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序中，夏志清都谈到了该书写作背景与动机。此书的缘起，应是夏志清在耶鲁大学作为博士候选人期间参与该校政治系饶大卫教授的一个政府资助项目《中国手册》的编写。在写完手册中有关中国思想、文学等篇章后，夏志清开始着手撰写一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并很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至1955年离开耶鲁时，夏志清已完成《小说史》的大部分内容。 夏志清写作《小说史》时期，受国际政治形势影响，思想文化也正处于冷战时期(1947-1991)，同时也是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观念、写作立场和叙述模式建构形成的时期。这种背景使得《小说史》变得复杂起来，作者从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意义。比如夏志清认为，“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者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1]但由于受西方冷战思维的影响，与同时期大陆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思想纲领的政治化写作模式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小说史》一开始即旗帜鲜明地建立起一种“去政治化”②的文学史写作观念，并奉行于《小说史》写作实践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说史》对现代作家作品的取舍，表现出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同时期的现代文学史完全不同的姿态。夏志清在书中用“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两个概念来概括《小说史》所涉及的作家。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书中占篇幅最大的是“独立作家”张爱玲(约2万字)和钱钟书(约1.6万字)，而关于“左派作家”鲁迅和解放区及战后的中国文学，《小说史》分别所占的篇幅甚至还比不上钱钟书。作者对同时期大陆新文学史家如王瑶等所忌讳的“独立作家”的情有独钟，从此可见一斑。 《小说史》的这种取向后来被放大到对整个现代小说的评价上。夏氏通过对现代小说30年的考察，认为第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家并非是共产党员；第二时期的左派作家茅盾和张天翼，虽然“高居其他作家之上”，但他们的最佳作品，“却隐藏着个人深厚的情感与写实的底子。”并且用极端的例子说明抗战时期“最优秀的作家”和“最有价值的作品”，既不出于“共产党区”，也不出于“国民党区”，而出现在“沦陷区上海”的女作家张爱玲及其作品。另外，从整个现代小说创作情况看，夏志清认为，“较优秀的现代中国小说，无论是属于讽刺性还是人道主义的，都显露出作者对时下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有足够的或充分的认识，”而与政治无关。换句话说，左翼作家的创作实绩，与他们的激进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他们在创作上的失败，夏志清认为倒是与此息息相关。他甚至以鲁迅、张天翼等左派作家的极端例子证明。比如他认为鲁迅的《肥皂》和《离婚》，作为描写士大夫和农民的优秀小说，“对复杂的风俗习惯与道德伦理的探讨，深入得令人看了觉得恐怖，”[2]同时指出抗战时期无产阶级和浪漫革命小说之所以写得粗糙，“无疑是作者无视于风俗习惯使然。” 对于《小说史》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史观念，当年捷克斯洛伐克东方学学者普实克(1906-1980)曾针锋相对地指出，《小说史》的这种“不平衡感”(指对“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的评价)，一方面表明夏志清“不能以足够的客观来从事评论工作”，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划分和评价作家”的标准，“首先是政治性的”，一种预设的、对立于中国大陆政治的、西方标准的政治性，而不是如他自己所说“基于艺术标准”，“他对于作品的艺术方面并不像对它所包含的政治观点那样感兴趣。”[3]普实克认为由于夏氏“不去努力克服自己的个人倾向性和偏见，反而利用科学工作之机放纵这种褊狭”，导致作者对左翼作家“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评价”。可见夏志清的“去政治化”文学史观，其实不过是以一种政治标准代替另一种政治标准，以“西方价值标准”代替“左翼中国”。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大陆有些研究者认为我们很难把《小说史》作为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来阅读。“相反，这种阅读、接受和再评价的过程，实际已经变成了把冷战、意识形态对立、文学性紧张、文学社会学阐释等复杂因素带入到了《小说史》从它写作到传播一直充满争议的过程中。”[4] 但尽管如此，夏志清及其《小说史》仍给80年代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文学史写作带来了一场革命，并对后来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