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复古运动，是明代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作家群体到底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究其根本原因，自然是文学创作与批评上的同声相求。但作为一个以士大夫官僚为主体的文学流派，制度的牵系亦不可忽视。有关复古文学的郎署背景，自廖可斌先生①以下，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笔者在《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一书中亦有专题讨论，指出明代文学之馆阁、郎署、地方的三层文学格局②。但当时限于“中央文官制度”的选题范围，只停留在馆阁与郎署之间的文学互动上，对郎署与地方之间的文学流动机制关注不多，故对三层文学格局的表述，多有局促和偏颇之处。有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撰写一组论文，来填补其中的某些空缺之处。如本篇着重关注的提学制度，既是连接郎署文学与地方文学的制度纽带，又是郎署得以在文学师承上与馆阁相抗衡的重要利器之一，在三层文学格局的两两互动上，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下面笔者将以复古作家们的提学经历为主线，辅以复古文学发源地陕西地区的文教情况和提学官的群体面貌，考察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复古作家们如何借助官方的提督学校制度，来实现复古文脉的代际传承，以及对地域文学中复古传统的延续塑造。 一 士大夫的人际网络及其去地方化的始端 从学理上说，帝制中国晚期的士大夫人际网络，主要由族缘、地缘、学缘、政缘四类缘际关系组成。族缘包括血缘、亲缘两种关系，前者为先天生成，后者通过婚姻关系构成；地缘虽不是先天所有，但依赖于语言、风俗等诸多要素的养成，强调相似的成长环境及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基本上在弱冠之前也已定型；学缘比较复杂，注重知识谱系的继承性，以及教育经历上的实在联系，根据不同年龄段的教育层级和受业对象的不同，既与同一层级、同一科次的学生或考生，形成同学或同年的关系，又与塾师、书院师、官学师、科举座师等长辈，建立起层级分明的师生授受关系；政缘在这些基本人际关系中居最上层，只有在国家机构中任职过，方构成任官层面的同僚关系，或政治思想层面的派系关系，并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可在日后使用。在每一位士大夫的人生经历中，族缘(同族、姻族)、地缘(同乡)、学缘(同学、同年、师生)、政缘(同僚、同党)四者，是以生成的先后顺序依次出现的，最终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人际网络。 之所以使用“帝制晚期”这一概念，是因为与中古文学相比，元明清文学的地域性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这里所谓“文学的地域性”，不是指文学创作者的地缘集群，或文学作品中的地域风格，而是指文学创作中的地方意识。某一时代文学的地缘集群和地域风格，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或许很鲜明，但身处那一时代的作家们，对此未必有自觉的认知。只有自觉的地方意识，才是地域文学真正发展的关键标志。对明清文学研究来说，我们考察某一位士大夫的文学经历，难免涉及他的地域属性，这是惯性的思维模式，自有其观察的合理性。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意识的形成，是通过“走出地方”来达成的。这里所说的“走出地方”，包括知识和实践两个维度，但毋庸置疑，在实践层面上与地方之外世界的接触和交流，是更加重要的一环。就像我们讨论地域诗派的创作风格，固然可以围绕诗歌文本去分析，但如果这群作家从来没有走出过地方，只是市邑乡里间的诗酒酬唱而已，那么即使他们的诗风再怎么新奇，也只是后人在文学史视角下观察到的与众不同而已，未必代表他们在不同地域诗风比较的基础之上，已有自觉的文学创新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位士大夫，他早年走出地方、接触世界的那一步，显得非常重要。 历史学视野中的“地方”概念，较早出现在南宋史研究领域，其大致的地理范围，相当于两宋的州级行政区划(即明清的府级行政区划)。而在宋人或明人的笔下，经常会用汉代的“郡”，来代称当时的“州”或“府”。故接下来，笔者将使用“地方”“郡外”(即“地方之外”)这一组相对应的概念，来强调士大夫地方观念中的“内”“外”之别。我们有必要认识到，除了一小部分望族子弟，由于随父履职、跨地区联姻等原因，在少年时期便有了与郡外接触的机会；而其他多数的文人，从小生活在方圆百里的地域空间之内，族缘、地缘关系就是他们全部的人际网络。直到登上更高的教育阶梯，才可能建立新的学缘关系，接触更外面的世界。早期的塾师、书院师，大多是本地文人；基层官学系统中的府学教谕、县学训导，也都是来自府县周边、语言相通地区的文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年轻的士子在赴省城参加乡试之前，并没有太多可以接触“地方之外”的机会，更多地来自对父兄及居乡官宦前辈之赴考、任官、交游经历的耳濡目染，而这种单薄的学缘关系实依附于族缘、地缘关系。所幸在基层教育中，有一种不算频繁、却有制度保障的非本地学缘关系，那就是省一级的按察司提学副使或佥事，例行提督各府县学政，这让府县生员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郡外”的文学世界。故从弱势个体的角度来看，地方提学制度是普通未第士子得以接触郡外文坛的较早途径，提学官也是他们最早建立起实质性缘际关系的非本地官员之一，这是以往学界较少留意的。这些弱势士子们，大多数终身未第，其研究价值诚然寥寥；但那些业已成名的作家、学者、官员，在走向成功的开始，也都经历过这一人生阶段。而考察优秀作家早期人际网络的形成，特别是他们的非本地人际网络中的第一根线是如何搭建的，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明代的提学制度③，并非始于开国之初。宣德以前，地方上推行府州县官兼理与巡按御史、按察司官监督相结合的学政制度。特别是府州县官，在生员的入学、考核、劝惩、选送等事务上，拥有很大的权力，时称“提调官”。正统元年(1436)颁布《敕谕》十五条，是提学制度创立的开始。“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督、抚、巡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④但是，初创期的政策经常变动。直到正统九年(1444)，科举生员的发解权，方从府州县官移交至提学官；正统十年(1445)，诏令布政司官也要对所至儒学提督考校；正统十二年(1447)，生员入学的考取权，又再次回到府州县官的手中。以上这些反复，显然不利于地方儒学的稳定发展。故至天顺六年(1462)，朝廷颁布新《敕谕》十八条，进一步突出提学官“总一方之学”的权责。此后地方诸职的分工渐趋明确，在生员入学(童试)一事上，府州县官负责县试、府试，提学官负责院试；在生员的日常考核上，教谕、训导负责日课、月考，府州县官负责季考，提学官负责岁考；而最关键的选送岁贡、乡试二事，其权力皆在提学官。简而言之，教官负责教学，提调官负责初考，提学官负责终考和定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