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从元末明初到明代嘉靖，章回小说的确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程，其实质是一段精神史(特指精英阶层的精神史)的曲折变迁，这一精神史并与一代之政治相表里①。换言之，某一文体的发生、发展，不过都源于“官方”“文人”与“民间”三种因素的消长，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始终是文人士大夫的参与，那么，文人士夫何以由经史而折入小说，何以由文言而折入白话，究其实质，正与其一生对个体性命的悟求息息相关——不仅如此，这一精神历程的展开，且始终与其游走于“庙堂”(朝)与“山林”(野)之间的人生状态相互纠缠②。欲明种种，我们不得不从小说观念的变迁说起。或者说，重构古人自身的小说理论系统，并与小说之撰作相互发明，正是我们探讨文人士夫折入小说这一精神历程的最佳途径。限于篇幅，本文首先阐发元末明初以来小说观念的演变，并以文言小说为主线。一则，白话小说，长篇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作者不明，撰写时间不明，而且版本俱在嘉靖以后，实不易作元末明初之代表加以论述；二则，文言小说，非如白话小说多有民间成书之基础在，却是文人自我寄寓、自我消遣的载体，因此，讨论明中叶在文人参与下小说何以复兴，并最终章回小说汇为巨流，却得自明前期的文人作者入手，亦不得不以文言小说为代表。较之明中后期小说的繁兴，元末迄明前期的小说寥寥，文言小说中，广为流传的不过元末的《娇红记》与明前期的《剪灯新语》《剪灯余话》二种而已(此就传奇而言，因笔记不易判定，暂且不论)；然而，因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遂成后人勾勒元明小说发展轨迹的典范。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③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叙述金元戏曲的发达时，曾如此追溯戏曲的源起。在古人的眼中，小说与戏曲之间常常没有严格的界限，其根本即在于，古人在追溯这两种边缘文体的发生时寄寓了同样的精神内涵。因此，小说发展的历程究竟如何与一代精神之变迁相表里，同戏曲一样，遂不得不推源至一代政治之变迁④。笔者不揣谫陋，从元明易代以来小说观念之变迁切入，稍加发覆，以元明易代之议论为引，以洪武间《剪灯新话》为峰，而以永宣时《剪灯余话》为结——自元明易代时的以稗史自任，到《剪灯新话》的伤痕心理，最终走向永宣时的台阁化。尽管《余话》出自台阁之手，也先流播于台阁之间，然而，这一台阁化却十分复杂；可以说，《余话》实际是以小说这一独特的文体书写了台阁诸子复杂的性命思考，而折射出当时帝王与廷臣之间政治形势的微妙。 一 从乱世到治世——以稗史自任 明人论戏曲的发生，往往以金末董解元《西厢记》为始；这里，欲追溯小说的发生，亦不妨从金元说起。或者说，元末明初陶宗仪在追溯戏曲的源起时，何以慨然标举“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 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对“小说”一体的源起，对所谓“稗官”稍作阐发。《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将小说家列于最末，“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并释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⑤此段文字关于小说的定义其实涉及两个内容：一是街头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二是虽属小道亦必有可观，如或一言可采，亦可为经世之用，所谓刍荛狂夫之议者。班固的“稗官说”影响深远，尤其是明清时期，“稗官”更往往成为小说的代称。然而，这一采集街谈巷语的稗官究竟是谁，周代是否有稗官一职，小说家是否即出于稗官，却始终无法确证⑥。或者，这一说法的意义恐怕并不在于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吻合周代的历史事实，而在于刘歆与班固在梳理先秦之学术时，何以如此来追溯小说家的源起，并特别援引孔子门人子夏的话以为引证。如此追问，余嘉锡关于“稗官”的考证便饶有意味。余氏指出，稗官就是先秦的士，是朝廷中的小官，负责搜集街谈巷语，献纳于君以广视听。《春秋·襄公十四年》“传”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在这里，士传言，庶人谤皆是横议天下之一端；不过，愈到后世，于文人士大夫而言，所谓士传言，便明确为士传庶人之论于天子，以议天下。或许，也正是因此，余嘉锡在广征博引后进一步道，“以经传证之，采道途之言，达之于君者，其惟士乎?”⑦在这里，余氏其实特别强调了“士”界于王官与庶人之间的身份，以及“传言”上听的意义。可以说，历代士夫，尤其是中唐以来，几乎自觉践履了这一传言上听的职责，这一行为所蕴含的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师道精神；进而言之，刘歆、班固对小说家的追溯，亦正源于对先秦从学在王官到诸子蔚兴这一学术大势的整体理解。可以说，“稗官(小说)”在刘、班笔下最终获得了经传之补的意义，它的勃兴实际意味着礼崩乐坏下士大夫师道精神的复炽。稗官不兴于平世，而兴于乱世，乱者，礼崩乐坏之征也，因朝政不修，遂有文人士夫兴起，采野老之言，以横议天下。在野士夫的礼乐自任，或者说以孔子自命，遂成为史官废而小说兴的思想渊源，亦是儒家精神的核心之一。这也正是唐韩愈、柳宗元复古思潮大兴的根本原因所在，柳宗元《捕蛇者说》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白居易、元稹“新乐府运动”更将这一采庶人议论、上达天听的意愿，推向高潮；同时，元明复古思潮的起来，也正可以做如此阐释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