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学派”(school)是一个久已有之的现象。古希腊时期，就曾出现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希波克拉底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等诸多知名学派。这些学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促成古希腊的学术繁盛。及至近世，欧洲又涌现出李嘉图学派、黑格尔学派、谢林学派等一批哲学学派，推动了近代欧洲哲学的持续发展。长期以来，这些学派始终是哲学史、思想史等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备受学界关注。具有大学史意义的学派即依托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学派(以下简称大学学派)不仅出现时间要晚，而且在孕育土壤、生成路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多有差异。不过，大学学派并未因这些差异而在历史价值方面逊于前者。实际上，大学学派是推动大学进步的重要因素，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大学史上，因一个学派的繁盛而促成大学某一学科乃至大学整体水平快速提升的案例比比皆是。学派如何产生与发展及其现实意义诸问题值得大学史研究者深入发掘和认真思考。 一、西方大学史上学派现象的变迁 学派在西方大学史上的出现，是近代大学学术研究专门化、职业化、机构化和社会化趋势的结果。大学学派诞生于19世纪早期的欧洲，[1]其时正值大学确立科研职能、有组织的学术研究活动在大学普遍开展的时代。此前欧洲的科研活动主要是依托私人实验室进行的。这种分散的个体性研究方式，尽管在当时也能获得令人振奋的科学进展，但却很难形成稳定的学术传承。19世纪前，欧洲虽然涌现出众多赫赫有名的学者，然而在这些学者个人的学术巅峰期过后，鲜见能够承继和发扬其学术传统进而做出同水平或超越性贡献的学术继承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成为那些光芒四射的学者孤寂的学术余响的写照。默顿在解释这种现象时感慨道，“科学的探索只有当有兴趣和有能力的人连续而又无穷尽地趋向不同的科学学科时才能持续下去；而这种科学职业的采纳只有通过在某些方向起作用的调节与疏导的力量才能得到保证，而不是靠一些竭力想满足他们的某些兴趣的个人的偶然癖性来保证的”[2]。 默顿所说的用以保障科学探索的“调解与疏导的力量”，在19世纪的欧洲大学得以显现，这是大学学派得以塑造的重要因素。19世纪，随着科研职能在欧洲大学的确立，科研活动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和组织化，引发的职业性学术人员在大学里的聚集，为大学学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大学之于学派，无疑为其提供了生长与繁荣的绝佳场所”，两者“开启了同生共长的命运之旅。”[3] 作为最早形成的大学学派之一，由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开创的李比希学派堪称以学派为中心促成某一学科在一所大学乃至更大范围内实现飞跃的典范。1824年，李比希进入吉森大学任教。此前，李比希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学习化学，他在法国化学家盖—吕萨克的私人实验室学习期间，“盖—吕萨克在其实验室中表现的纯熟的实验技能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吸引了李比希”[4]。但同时，他也初步认识到私人实验室存在的某些局限，由此萌生了回国“建立—个现代化的实验室，做一名出色的大学教师，让一批批的青年人在那里得到训练，然后在德国形成一支新型的科研队伍”[5]的迫切想法。 1826年，由李比希主持的吉森大学化学实验室落成，这是欧洲化学研究领域“与私人实验室相决裂的第一个机构”[6]。在这里，系统的化学实验与有组织的化学研究循序展开，逐渐形成了“让学生在实验室中从系统的训练逐步转入独立的研究”[7]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奠定了近代化学教育的体制基础。吉森实验室全新的教学研究模式产生了众多影响近代化学发展走向的学术成果，培养出众多成就卓越的化学家，如“合成染料之父”霍夫曼，发现靛蓝人工合成方法的拜尔，建立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的凯库勒等。[8]在李比希和他的弟子的共同努力下，近代化学史和大学史上声名赫赫的“李比希学派”形成，吉森实验室和吉森大学因此被誉为“近代化学教育的圣地”。[9] 李比希学派开创的研究和教学模式对19世纪德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及化学领域的学术进展均产生深远影响。英国科学史学家丹皮尔在评价李比希学派对德国大学的贡献时曾说，“从那时(指1826年吉森实验室的创办)到1914年，学术研究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在德国异常发达，远非他国所及”[10]。从李比希学派对化学领域学术进展的贡献来看，“在整个19世纪，对有机化学和合成染料工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几乎都是李比希的学生和他学生的学生。截至1955年，在李比希科学家族里，产生了4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1]。可见，一个成功的大学学派所蕴含的历史价值。 李比希学派的出现，拉开了大学学派走向繁荣的序幕。以此为肇端，一大批产生重大影响、做出杰出贡献的学派在19世纪的西方大学里陆续诞生，如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学派、柏林大学的缪勒学派、莱比锡大学的冯特学派和路德维希学派、哥廷根大学的哥廷根数学学派和哥廷根物理学派、哥本哈根大学的哥本哈根物理学派、圣彼得堡大学的圣彼得堡数学学派等。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除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学学派继续保持繁荣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学派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如奥地利学派(维也纳大学)、弗赖堡学派(弗赖堡大学)、剑桥学派(剑桥大学)、牛津学派(牛津大学)、马堡学派(马堡大学)、华沙学派(华沙大学)、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大学)等。同期大学学派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大学开始成为大学学派的重要孵化地，从中诞生出一批在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上赶超其欧洲前辈的著名大学学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芝加哥学派”。 确切地说，芝加哥学派并非一个特定学术领域的学派名称，而是在20世纪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陆续形成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数学分析、建筑学、传播学、气象学等多个学派的统称。一所大学里汇聚如此众多的知名学派，这在西方大学史和大学学派史上几无二例。在芝加哥学派中，社会学派是最早形成的学派之一。社会学派起源于1892年芝加哥大学创办的全美第一个社会学系。在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珀的鼓励和支持下，社会学系主任斯莫尔积极延聘优秀学者、广泛吸纳校外资助、完善学系的组织机制和教学课程结构，到20世纪初基本完成了社会学的学科化进程，“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主要中心”[12]。当时的社会学系汇聚了帕克、斯塔尔、塔尔伯特、朱布林、托马斯和文森特等社会学精英。他们与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工作的杜威、米德一起，共同开辟了美国大学社会学教育和研究的新局面，尤其是托马斯在社会学研究中对历史和现实分析观点的引入、对文化人类学传统的开创等成就，[13]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长为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旗舰，进而孕育出一个成熟的大学学派，起到奠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