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式向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关于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阶层固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俨然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情景下，往往可追溯到被视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延续千年的科举制(Ho，1967；梁晨等，2013；Liu，2016)。尽管在“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个问题上，家庭背景仍然起很大作用，中国的统一考试和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过程中相较于其他标准(如血缘、地缘、种族、宗教等)还是更具客观性、公正性。相对于科举制，高考制度实施的时间并不算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废止高考方式，改为推举制，谁获得推荐与当时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紧紧联系在一起(梁晨等，2013)。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虽然高考的具体形式经历诸多改变，以高考分数为依据录取学生的政策却并没有多大变化。通过这种虽然狭窄但颇为制度化的渠道，无数寒门子弟改变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Wu and Treiman，2007)。 这种以考试成绩为高等教育人才选拔主要标准的制度尽管不失透明性和公平性，却还是成为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和教育内容的指挥棒，为应试教育的泛滥推波助澜。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因为不能通过考试而被拒之门外，而成功通过这种考试的高分低能者亦不乏其例。事实上，这种人才选拔标准中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有些学者将其概括为“红”与“专”或“德”与“才”(virtuocracy相对于meritocracy)之间的权衡(Shirk，1984)。在近年来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讨论中，“德”与“才”两个取向的标准进一步被“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一组概念所取代(刘海峰，2002)。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转型(Wan，2006)。除了大量的资源投入和大学招生人数的迅速扩张之外，围绕着“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加快人才培养的目标，针对以考分为基准的传统的高校招生制度的弊端，特别是对“一考定终身”的应试考试的质疑和批判，教育部也开始对大学的招生和考试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比如，从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到各省单独命题，从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到允许个别大学自主招生，从改革中学“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到强调素质和特长在高等教育人才选拔中的作用，等等，不一而足。 概括来说，自主招生就是高校自主选拔和高考统一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形式。通过了自主招生考核(包括笔试和面试)的学生可以在高考录取中享受降分录取或优先选择专业等特殊优待。作为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自主招生的目标是探索科学的选才方式，避免高考“一考定终身”的不足，使那些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有更多机会接受优质的大学教育。虽然教育部2003年批准了自主招生改革，但仅限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中国最好的一批大学。 由于自主招生涉及的是优质教育资源(接受精英大学教育机会)的分配问题，所以，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在稀缺资源(这里指的是优质的大学教育机会)的分配过程中，公平和效率是我们永远需要面临的一对矛盾。自主招生的选拔标准导致的教育机会公平性的问题已有不少讨论。自主招生加剧了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平性似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于不公平的机会分配是否为有效率地“选拔人才”的必要之恶，以及自主招生能是否选拔出优秀人才这一本源问题，都还鲜有基于实证数据的回答。本文利用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数据，对自主招生政策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 二、中国自主招生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 中国的高考自主招生制度已经走过10余年。尽管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已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成为教育公平讨论的热点，但目前对于自主招生的讨论大多为政策评论或建议，鲜有基于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虽然高考的具体形式经历诸多改变，但以高考分数为依据录取学生的政策并没有多大变化。①梁晨等(2013)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的学籍卡资料的分析表明，1949年以后，正是通过高考这一途径，一大批来自中国社会中下阶层的子弟进入精英教育系统，增强了学生社会来源的多元性，体现了教育促进社会平等的作用(李煜，2006；李春玲，2010)。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教育也有作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的另外一面，学生的高考成绩不仅反映了学生的学术能力，也是社会分层的结果，受家庭地位、居住地类型、就读高中的类型(是否重点高中)的影响很大(吴晓刚，2016)。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在“蛋糕”做大的情况下，家庭背景的影响不减反增，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平性显得更加突出(闵维方，2006；杨东平，2006；吴晓刚，2009；Wu and Zhang，2009)。对全国性家户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吴愈晓，2013)。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过渡，高等教育内部的分化和分层更加明显。家庭背景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学生所读学校的层次，还意味着他们进入不同类型的大学后获得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机会结构，决定了他们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吴晓刚，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