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快变得大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①但即使在这个整体均处剧变的近百年中，五四时期的变动仍异常醒目，陈端志目其为“近代中国推动划时代转变的大炸弹”。②当时的“划时代转变”是多方位的，其中思想界“学习榜样”的变更——从效法英美到师俄联俄，③无疑又是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影响此后中国的整体走向。 中国走上苏俄道路，以往研究多笼统视其为十月革命之影响，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结果是使中国“走俄国人的路”。④其实，历史过程更具体而复杂，在十月革命与“走俄国人的路”之间，仍有其他关节值得注意。其中，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又称第一次《加拉罕宣言》)传入中国便对友俄及其后的联俄有直接而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此前相关研究多以中苏外交事件视之，忽视了它在思想层面的深刻影响。⑤正如蒋梦麟所说，俄国在对华宣言中一再宣布，“准备把北满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并且希望中国能够顺利扫除军阀，驱除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其后果之一，“就是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铺了一条路”。⑥之所以如此，源于苏俄通过宣言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全新的形象：原本是毁誉参半的“社会革命”的代表，仅是部分时人试图模仿的榜样；宣言之后更有了主动主持世界正义的英雄形象，取美国而代之，地位急遽提升，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列宁时刻”，同时也推动了新的“政治正确”的形成。⑦本文力图接近当时舆论现场，从时人略显随意且情绪化的表述中，呈现思想倾向性，梳理宣言传入中国的具体过程及中国舆论界的反响，通过考察宣言前后苏俄形象的微妙变化，揭示中国思想界在1920年前后的新趋向。 一、语境：转变前的学习榜样 清末至民初，中国种种改革均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范本，试图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得之结果“移而至于东方”，⑧时人“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⑨然而，效法的具体对象却又常常变动。 在晚清，俄国虽曾一度成为中国效法和联合的目标，但实为权宜之计，所谓“以联俄为第一要义，将计就计，不得不然”。⑩时人对其观感并不佳，且多视俄国为寇仇。日俄战争后，日本一度成为中国模仿之偶像，(11)日本虽“赢得了中国的官方统治派系”，但在1915年“二十一条”之后，“却使自己成了民众的死敌”，(12)舆论界又弃日本而效法英美，尤其是美国。蒋百里在1920年时总结说，中国“三十年前以日德为模范，曰国家主义，曰军国主义”，民国之后，“以美国为模范，曰平民政治，曰殖产兴业”。(13) 当时美国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远超俄日，尤其是在1918年欧战结束前后。正如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所观察到的：“世界上或许没有一个地方会像中国那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寄予那么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他们信赖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关于原则的多次声明，他所说的话已经传到中国的最边远的地区。”又说：“中国人非常相信我们的力量、影响和对原则的忠诚。”(14)在当时知识界的认知中，美国最愿意为中国这样的弱国主持正义。傅斯年甚至认为，因“美国累次仗义执言”，华人心中以美国为“吾华唯一之友”。(15)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最能看出即使在巴黎和会威尔逊的主张“大失败”之后，国人对美国虽多有失望，仍只是指责其未能实现自己的意图，但当时有“意图”帮助中国的国家(无论能否实现)，似乎仅有美国。当时杭州第一师范的学生汪寿华也在日记中承认“此次外交失败，全从自己取来的。所以虽有美国极力帮忙，总是无能为力”。(16)直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入中国，表明它不仅友好、愿意“仗义执言”，且有付诸实践之姿态。 在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受世人瞩目之时，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对手。十月革命后的列宁政府也在对全世界描绘美好未来。(17)张奚若曾明确说：“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因为“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18)他显然是将俄国“Bolsheviki之公理”与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等而视之，以区别于英、法、日、意、德、奥。胡愈之也说，在欧战之后，“旧文明旧制度”已破产，“人人皆以创造新文明新制度为不可或缓”，其中，“威尔逊总统国际同盟之理想”和“俄国劳农政府之极端改革”，都是“改造之先声”，是“新时代纪元之始”。(19)很多年后，胡适仍认为“三十年来，世界的国际关系确有趋向理想主义的事实”，威尔逊的国联与苏俄“都是这个理想主义的趋势的产儿”。(20) 事实上，当时“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所以时人将欧战结束“认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21)威尔逊、列宁两人都提出了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受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人民皆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22)无论谁的政策能改变中国“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无疑都将很容易得到中国人的追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