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7)-08-0039-13 受美苏冷战升级影响,截至1951年,新中国只与以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为主的1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外贸易工作也受到经济封锁和禁运的影响。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为中国改善对外关系带来了机遇。尤其是在政治关系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发展经贸往来成为改善和提升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重要途径。1955年8月,中国与埃及互派商务代表团,签订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并规定互设商务代表处,可代为履行一部分领事事务。埃及的这种与中国互设商务代表机构却暂不与台湾“断交”的做法,鼓舞了不少西方国家。法国、意大利等希望扩大对华贸易,纷纷派出商务代表团访华,并提出向北京派驻商务代表的计划。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它们的提议,认为派驻商务代表会导致“两个中国”的事实存在。为什么中国对埃及的政策与对法、意两国的政策存在区别?法、意两国通过扩大经贸交流提升与中国官方关系的做法何以受挫?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看,上述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以中法关系为例,一些外国学者如蒂埃里·罗宾(Thierry Robin)和安吉拉·罗曼诺(Angela Romano)已经注意到日内瓦会议后不久法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变化,即鼓励、扶持商贸团体从事对华贸易工作、开拓中国市场,并借此提出派驻商务代表的意见,以提升与中国的关系。罗宾强调,法国的经济外交目标未能实现,原因在于其对华经贸政策无法踏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①。罗曼诺则更多地肯定了商业外交对法中关系改善的作用,认为“贸易和合作代表团不仅是为了重新实现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它们也被法国外交部看作是为未来建立官方关系奠定基础的政治工具”②。他们的研究显然皆以法国对华经济政策为立足点,然而要想准确评价法国政策的效果,还需要考察中国政府的对法政策。关于中国政府对法国提出派驻商务代表一事的态度,中国学者黄庆华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较为清晰地描述了中方试探法方真实政治意图的过程③。不过,他没有将视野扩展到中国对亚非国家的灵活性建交政策方面,也就无法解释为何法国会认为派驻商务代表具有可行性,为何中国没有正式拒绝该提议而是试探法国关于建立政治关系的真实态度。 本文拟以1955年至1957年中法两国关于派驻商务代表问题的外交互动为线索,围绕法国的提议究竟是不是一次建立中法官方关系的机会,以及这次“机会”最终被双方放弃的原因进行探讨,进而分析中国重建“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及其对建交方式的影响。 一、“一边倒”方针下的中法经贸接触 在冷战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采取了向苏联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优先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对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则要求“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五十六条指出:“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④这里提出了新中国的三点建交原则:一是对方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与国民党方面断绝关系;二是对方政府要对中国政府采取友好态度;三是要通过平等的建交谈判确立邦交。在新中国的认知中,处于对立意识形态的西方阵营国家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蒋介石政府,也不会对新政府采取友好态度,“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⑤。因此,尽管英国等表示愿意承认新中国,但新政府对此保持警惕,要求必须通过建交谈判来掌握主动、避免对方阴谋渗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印度,中国也采取了建交谈判的方针,但在具体做法上比对待英国要积极一些。1950年1月20日,毛泽东指示:同意印度临时代办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但“对英国答复则应当拖一下”⑥。总的来说,新中国对于新兴的民族国家没有特殊优待,周恩来表示:“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⑦ 对外经贸方面,新中国的政策较为灵活务实。根据《共同纲领》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⑧。也就是说,新中国不会将建立外交关系作为通商的必要条件。这反映了新政府对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重视,虽以自力更生为主,但中国缺少的原料、产品、技术等,仍应通过贸易手段交换进来。不过,中国首要的贸易对象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至于有传统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周恩来在1949年底阐明新中国外贸政策时指出:“现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但必须“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⑨。显然,新中国的外贸政策同样体现了“一边倒”的特点,只是并未从原则上对西方国家进行限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