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7)04-0029-06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7.04.003 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他也成了“外邦人的光”……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胡适《说儒》 “知识分子”作为舶来的词汇，很难定义中国文化人的全部内涵，因此余英时等学者倾向于以“知识人”代之。透视其间的差异与接轨须从晚清转型入手。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市化展开，文人的时代走向终结，知识分子时代到来。中国文人内心弥漫着浓厚的世纪末情愫，儒与侠的文化激荡、革命与会党的结盟、知识人与群众的疏离，塑造了士人、侠人、匪人、新人的多重身份，最终折射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人格光谱。盖尔纳民族国家起源研究揭示出，在一个知识阶层普遍化和军奴化的时代，文化和政体的关系变化迅速。某种高层次的文化开始遍及整个社会，定义这个社会并且需要政体来支持。[1](P.18)理解20世纪至今的中国革命、文化和政体运动，儒与侠的相互转化及其内在矛盾是独特且不可忽视的切入点。 一、儒墨融合与儒侠文化的崛起 近代学人对儒侠关系多有讨论。章太炎、顾颉刚、冯友兰等人的论述中可见，在历史上儒和侠都是依附于贵族的专门人才，春秋之后方开始文武分化。 侠是从古代士阶层中逐步演变出来的，士都是武士。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考证说，战国是攻伐最剧烈的时代，故而儒和侠各成一集团。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2](PP.18-89)两大集团分化的背后也有着社会阶层的分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则将侠客分为“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意味着侠有贵族平民之分，并且平民之侠备受推崇。钱穆《释侠》则进一步指出，不论“布衣之侠”还是“闾巷之侠”都有所养，古代的侠特指武士的领袖，即“任侠”，手下豢养了大批武士。这也可以印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对墨家的解释，墨家便是一个著名的游侠集团。事实上，中国的侠“以武犯禁”的传统在西方骑士身上是找不到的。西方骑士是合法的正式组织，而中国的侠是非法的结合。因此，历代皇权对侠的群体多有提防甚至杀戮，同时由于东汉以后，文化凌驾于武化之上，游侠也在士族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趋向于儒的内部要求。换言之，在一种双向的濡化中，侠客集团逐渐没落，但侠的精神进入了文人的灵魂深处，并且弥散在社会各个层面。中国文人以献身于历史王道为使命，而激昂慷慨的侠节却从内部给他们提供了情感上的动力。这也是理解晚清文人游侠精神嬗变的重要历史出发点。 谭嗣同批评儒家思想“轻诋游侠，比之匪人”，自然有其历史渊源。游侠作为一个早期的历史集团，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未曾取得合法的地位。只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遭遇重大挫折，才会依赖下层的社会力量。因此，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将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看作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与下层会党群众的初步联合。这一联合起先并不具备高远的革命目标，而只着眼于推翻顽固派政权和排满的现实需求。陈天华小说《狮子吼》中，革命党排满革命与会党反清复明的诉求一拍即合，“会规中所谓国家，系指四万万汉人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严禁保皇字目，有犯之者，处以极刑”。事实上，文人与会党的结盟的确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杀伤力。“军营散勇无业游民”的“偷窃劫掠”不足为虑，因为“手无利器巨赀，胸无远谋大志”，但“文人”与“痞匪”的结合才值得担忧。这一文人侠客形象也成为陈景韩诸多小说的灵魂。《自由血》中，他甚至虚构出诛杀贪官的神奇侠客，他们不是连手枪都打不响的书生，而是能够飞檐走壁、纵横天下的大侠，以讥讽中国“虚无党”的孱弱。 晚清文人游侠崇拜的兴起大多来源于墨学的启发。关于墨子和他的追随者来自游侠有许多凭证。为了克服儒侠不两立的情况，晚清文人普遍转而依赖墨子。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集中体现了晚清文人侠义观的集体转向。梁启超认为墨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胜之极敝”、“社会不统一”、“内竞最烈”、“宗教与哲学冲突”的时代，这与晚清社会状况极为相似。墨学复兴是对传统典制与现实困境的批判，对游侠乌托邦道德的辩护。 儒学与墨学、儒与侠晚清融合体现了文人对于新时代义利之辩的新认识。传统儒家认为义利相反，因而重义轻利。义作为一种最高的伦理范畴，高架于生死抉择的思考之上。儒家所轻的利既包括个人的私利，也包括人民之大利。相反，墨家重利。《墨子》中，“利”始终指向“人民之大利”、“民之利”、“天下之利”。游侠之利与痞匪之利有所交集，但又存在着根本不同，前者正是实现天下之利、人民之利的手段。梁启超《子墨子学说》主张墨家利他主义的兼爱说是克服中国人利己主义的重要手段，与边沁、约翰·弥勒等西哲的“实利主义”同出一辙，都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利”的终极目的。在18世纪的士人之中，义理丧失了作为“正义的道理”的追求，这让他们常常因为害怕责难堕入怯懦。晚清新人对利的强调让义回复了义理的本意。与梁启超自杀论的思路一样，蒋观云指出墨子“重茧救采”所体现的侠客之道在于“赴公义”。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义”便是一条重新找回儒家失落的黄金国的笔直而狭窄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