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哺：生发动因与社会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5-0078-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5.010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接近40个年头。这40年来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看，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现象的发生和蔓延。这一变化堪称革命性的，因为它颠覆了传统中国“父为子纲”的亲子关系，将我们社会中原本教化者和被教化者的关系整个倒了个个儿，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一、文化反哺：社会变迁与概念锻造

       “文化反哺”概念出现于1988年即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距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如果说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作者本人的个人生活体验，或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话来说，来源于“情境中的个人困窘”，那么其后来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与内在生活世界的事件纠缠在一起”的“社会议题”(Mills，1959)，或者说成为一个流行概念，则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在我一再引述的我与父亲互动并改变了其穿衣风格(由不准我穿西装到三年后自己穿西装)的事件中(周晓虹，2015)，我之所以能够先于父亲做出服装选择上的改变(从穿黄军装蓝裤子到穿西装甚至牛仔裤)，并不是我个人先天风格上的自由和无拘，而是因改革开放带来了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与此同时，父亲因为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军人角色、社会传统和自身习惯，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西装的拒斥要大于我及我们这一代人。因此，我遭遇的或我父亲遭遇的个人困窘实际上是因变迁带来的两代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造成的，而其背后的动因是一个原本禁锢的计划经济国家发生了朝向市场的结构性变革。

       即使是在“文革”那样最灰色的年代里，我们也都没有忘记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其实，生命之树真正变得常青，发生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之时，在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很快出现了传统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现象。可以说，在1978年后的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乃至各种新器物(如牛仔裤、计算机、手机和各种家用电器)、新的生活方式的引进和接受中，年轻一代都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1988年，在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我们第一次，然而却是十分准确地创用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来指代这种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现象。我将“文化反哺”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周晓虹，1988)。

       在后来的多种著述中，我反复使用了“本末倒置”和“革命性”的字眼，来形容在中国社会急速的变迁时代出现的代际关系的种种变化。我们知道，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内容有何不同，其传递方向和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的：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从上一代人传向下一代人。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

       但是，上述法则及其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却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出现在不同家庭中的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并且我们发现这种亲代不如子代的现象不但波及大多数家庭(无论你是普通的市民，还是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孩子们的挑战)，而且也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从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直至电视、手机和电脑等器物的使用。以致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发生在亲子之间的这一切变化确实是革命性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化方式正在改变，或者说社会化不再是一种单向的训导过程，而成了一种双向的乃至多向的交流和引导过程。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社会化，主要是由成年人及由成年人所主持的家庭、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教化社会中的未成年的个人，使他们接受社会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发展与社会相适应的人格的过程，那么在社会的大转型和文化的大变革时代，那些业已以传统的方式完成了社会化的成年人，若要以有助于这个变动着的社会正常运转的方式行动，就必须不断地经历那种能够产生全新的、和以往的社会化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再社会化过程。正是由此，那体现了新型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年轻一代就有可能从传统的被教育者成为教育者，由社会化的客体成为社会化的主体。

       在社会学领域，一直有学者谈及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所谓“反向社会化”过程，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也在《文化与承诺》(1970)一书中提出相似的“后喻文化”概念，并认为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现代化变迁尤其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1)它原本就是一个传统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又因屡遭内忧外患未能经受像样的现代洗礼的国度。这样一个国家在1949年后经历长达近30年的封闭、停滞乃至倒退以后，1978年突然面临改革开放，面临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外部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这也使得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的突然。(2)因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除了极少数在他们的青春将要逝去的时候，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有幸接受了大学精英教育，并在中年时期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经历“造反”、参军、“上山下乡”、返城、下岗一轮轮浪潮之后，早已青春不再。但是，他们那些在“文革”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却盖因受益于改革开放而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独享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几乎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