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百年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它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变迁的深远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世纪以来国人思想争论的公共话题之一。从2015年开始，多家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发起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的纪念和学术研讨活动。①每逢此类场合，通常都是少长咸集、群贤毕至、议论风生，不但说明当代学人对它的关切依旧，而且争论并未终结。一般说来，人们会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像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新文化运动本来具有多个面相，尤其包括两个相关而各有所侧重的诉求：政治和文化。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那场著名的游行，后来得到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以及多个城市学生的支持而扩展到全国，不过，参加这场运动的主体，不再是传统的士大夫——古代中国屡次出现过儒生所表达的抗议精神曾经被现代学运引为先导——而是受到“新文化”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不久就分化为不同的派别，但是离开了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之间的博弈和角力，就无法理解20世纪中国政治和文化。所以，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自有其合理性。不过，在习惯宏大叙事的(或者说口号标语式的)思维下，又由于与政治的纠缠过深，文化争论的意识形态情结难免使得历史知识发生某种扭曲。大致说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100年，前70年在激进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语境下，和后30年随着激进主义退潮、保守主义的崛起，新文化运动都有以不同的方式符号化的倾向。这种情况在最近若干年并未有根本改善，在公共舆论中似乎呈现出压倒性力量的一种意见，认为新文化运动就等于“打倒孔家店”，在重视传统文化复兴之今日，当然就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只有负面意义。按照线性的逻辑，所谓“打倒孔家店”或者“激烈的反传统”“全盘反传统”，要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价值迷失负责。毋庸置疑，价值世界的“诸神纷争”曾经动摇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然而其原因实在非常复杂，思想变迁远非只是思想自身活动的结果。即使在思想史的内在维度解释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性转变，也需要有更为辩证的观点。当然，也有许多学者持更为公允的态度，承认“新文化运动”不仅有反传统(主要是反正统儒教)的力量，也有多方面、不同程度的建设性。“诸神纷争”也包含了民族精神自我认识的新的可能空间。如果允许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历史，那么就不能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下断语，因而也不妨从更具体的侧面进入。本文以“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哲学”为题，就是尝试从比较宽的视域中，观察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转变与新开展以及其诸种社会条件和文化遗响，重访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文化生发期”：“连续不断的觉醒”与知识界的分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1]。而“哲学的工作实在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觉醒”[2]。追求真理的勇气通常在面对现实的困境时得以呈现，哲学的觉醒总是在有重大疑问需要决断之际才会降临。从中国哲学史的发端，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引起的“古今礼法”之争，先贤的精神世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性的高度。固有权威的坠落为思想的解放打开了空间，而任何新秩序的建构，都需要哲学的辩护。几乎没有疑问的是，虽然春秋战国时代可谓古代的“乱世”，但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第一个春天。这一点连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也不否认。 吾国思想界，于战国时代，最为活动。秦汉之后，迄于今世，无甚变迁，一则以孔孟之思想，圆满而有系统，后来发生之新思想，不能逾越其范围；二则专制政体之下，往往以政治势力，统一国民思想，防遏异思想之发生。其间若黄老之兴起，佛教之输入，与王莽之复古，安石之新法，稍稍以思想影响于政治，而其势力薄弱，尚不足引起战争。迨欧化东渐，吾国固有思想，大受动摇，于是守旧维新之两派，其思想如水火之不相容。前清之季，若拳匪之祸，若安庆之变，皆思想战之局部也。辛亥一役，思想战爆发，民国由是而成立。赣宁战事，犹为革命思想之余波。[3] 杜亚泉将近代以来思潮分化之原因仅仅归结为西学东渐，自然有些简单化，但对于秦汉以后，政治专制与思想活力之间负相关的判断是恰当的；而对于当时各种思潮的相互争鸣的建设性之展望又是悲观的。 与此相对的是一种更为乐观通达的看法。杜氏所谓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思想战”，恰恰是类似春秋战国那样的思想“最为活动”历史之另类重演。不但像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提倡者以青春的激情和渴望斗争的喜悦去迎接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和“新旧思潮之激战”，断定“新文化运动要重视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就没有进化了”[4]。以美学家名世，同时有着更宽阔的哲学和历史视野的朱光潜先生，也在上世纪30年代说，“从历史的教训看，文化思想的进展大半可以分为两期——生发期和凝固期”。西方公元前六世纪到四世纪是希腊文化的生发期，亚历山大时代与罗马时代是凝固期；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为近代欧洲文化思想的生发期，十七、十八世纪为其凝固期。先秦是中国文化的生发期，从汉到清都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凝固期。近代“这种千钧一发的时会应该是中国新文化思想的生发期”。“惟其不拘一轨，所以分歧、摩擦、冲突、斗争都是常有的事；惟其含有强壮的活力，所以在分歧的冲突之中，各派思想仍能保持独立自由的尊严，自己努力前进而同时也激动敌派思想努力前进。这种生发期愈延长，则思想所达到的方面愈众多，所吸收的营养也就愈丰富，所经过的摩擦锻炼愈彻底，所树立的基础也就愈丰富坚实稳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