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7)05-0021-12 我们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观念藩篱的局限。由于所谓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说法和康德对他之前的近代思想的两种判断(唯理论走向独断论，经验论走向怀疑论)的影响，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又由于克罗纳(R.Kroner)等学者关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四大家之间的线性进步论的影响，国内外学界至今依然习惯于以唯理论、经验论、先验观念论、同一哲学/自然哲学、绝对观念论等名号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这段近代哲学史进行条块分割。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各条块特色鲜明，使它们之间的发展线索清晰可辨，但它也有将思想家脸谱化的危险。正如维特根斯坦关于“梯子”的思考表明的那样，这种条块化格局虽然在我们研究的某个阶段上是有用的，但也不是不可抛弃的，至少我们应该有动摇它的勇气。 这样做当然不是出于纯粹外在的破坏欲，而必须以坚实的学理为基础。真理是整个近代思想的核心旨趣之一，对真理的追求如何从笛卡尔“我思”的自我确定性与对一切事物的审核权，走向黑格尔那里对近代理性的普遍质疑，转而投身于一种高于理性之上的精神，最后又在后期谢林那里成为对黑格尔式的无限性理性的批判，这一历程是尤其值得追究的。真理虽然极容易被人当成可澄清或可建构出来的实相，但在近代思想语境下，它更是世界本身的自我展示，如果不顾及后一方面而一味寻求并试图掌控真理，那恰恰会错失真理。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尝试在融通德国古典哲学与它更大的近代背景方面稍作探索。 一、前人思想遗产 说起追求真理，人们通常会认为那就是确定世界的实相，它指的是寻找世界真实的样子，或者由人建构起一套行为规范并推行于世界。于是近代思想史上的我思、经验、实体、单子、理念、范畴、道德规律、精神等概念，乃至现代哲学中的权力意志、意义、话语等思想，就都成了这类形象。其实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抱持这种想法，我们在近代那些宏伟的思想殿堂中刚一起步便会遇到重重阻力，比如所谓的“笛卡尔式怀疑”便极为费解。我们随同思想家追寻真理的步伐似乎总会撞壁。部分思想家很可能已经对那堵墙的状况了然于胸，却未必一定会将它作为主题加以阐明，但读者却不能忽视它，因为那样的话，读者看到的大抵只是思想家的“独断”“自相矛盾”或“不严密”，却不会反省自身眼光的局限。 笛卡尔在他的第一个沉思(《第一哲学沉思集》)中以怀疑感官、梦醒之分、怀疑上帝和怀疑恶魔四个步骤，奠定了他的整个怀疑工作的规模和深度。细察之下不难发现，他并未以绝对强有力的论证表明我们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也没有从感官印象出发，以一套强硬的逻辑连贯而系统地将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怀疑掉；而是在每一个步骤稍稍引起读者的怀疑之感后，便马上设想他的论敌会提出的反面质疑，可是他并不在当前步骤上与论敌周旋，而是以强行假定(“假定”这个词每每在一个步骤开始时醒目地出现)当前整个局面为虚假的方式进入下一个步骤。严格来说，笛卡尔并不在意如何以科学的方式论证事物的可疑性甚或非真实性，无论它是“2+3=5”这种他所谓的“永恒真理”，[1]①还是感官印象，都是如此。他只在意如何引起读者的怀疑感，进而将读者的目光从广延事物(包括身体)那里引开。他的目的在于为后面到第二个沉思中寻找“我思”这个确定性基点廓清场地。不难看出，他的这些做法对于一个瞪大双眼希望通过细密的搜寻找到“真理”的读者而言，着实有些突兀。 众所周知，第二个沉思认为思维之物比广延之物更可信，而且即便我们对广延之物的了解，也必须通过思维，或者说是思维的一种功能。这就既确定了笛卡尔的整个工作的基点(我思)，又指出了后面要走的道路的性质(凭借思维将确定性的范围逐步扩大)。这个沉思比起第一个沉思来，似乎更合乎一般求真思维的口味，因为它明确指出了行动的起点与道路。但这里其实还隐藏着到后世哲学中才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究竟这个我思是个人思维，还是普遍的人类理性？当笛卡尔向我们演示思维的切己性时，我们感觉他说的是前者；可当他一般性地揭示思维与广延的差异时，我们又不免认为他说的是后者。总而言之，他的我思与康德的统觉一样，似乎可以轻易从切己的个人体验滑向人类共有的思维机能，像胡塞尔那样的先验意识难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主体间性问题这些在当代哲学话语中常见的话题，在笛卡尔那里似乎是没有的。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我们知道，笛卡尔在第三个沉思中又引入了上帝，而且上帝似乎比我思更为根本。笛卡尔不仅搬出了中世纪思想中常见的上帝的存在论证明，还以上帝保证外部事物乃至我本身的存在。[2](P52,50,55)②第二个沉思中的我思原本就稍嫌粗疏，这里如何又贸然将已被怀疑掉的上帝引入进来？这个令当代人错愕的局面常被称作“笛卡尔循环”。既是“循环”，笛卡尔看来是自相矛盾了，剩下的问题自然是检视矛盾究竟产生于哪个部位，是否可以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消除这个矛盾，这便是我们目前在国内外学界常见的讨论该“循环”的方式。 剩下的几个沉思涉及确定性知识的获取之法，以及上帝存在的其他证明，我们不必一一复述。这里值得注意的倒是贯穿后面几个沉思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思维与广延的关系问题。前文中说过，我思即便在构想广延之物时也是在与思维之物打交道，由此可见思维只能与思维之物打交道。这就是说，思维只能设想形式之物或可理解的意义，而不能直接构想无形式的纯粹质料。在现代主体性思维的框架下，最严格遵循这一思路的当属胡塞尔的哲学，但笛卡尔在这里恰恰表现出与胡塞尔的不同。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一样，并非从纯粹封闭性的内心出发探讨如何沟通心灵与身体，而是直接谈论心灵和身体的一致性。为了解释这种一致性，笛卡尔在其他地方还提出过“偶因论”和两台钟的比喻。我们明显能看出，他并未完全退缩到封闭内心中去看问题，而是和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一样有一个更宏大的关怀。在这些近代思想家看来，个人内心的视角只是看问题的方式之一，还远非唯一可能的视角，心灵本身处在一个更大的世界结构之中。严格来说，他们在身心关系问题上并非绝对的身心二元论者，而是在身心有别的前提下主张身心并不绝对隔离，因为那个更大的世界结构是身心之间的坚实中介。
